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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

（2004年8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国办发（2004）66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以下简称《试点方案》）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吉林、山东、江西、浙江、江苏、陕西、贵州、重庆等8省（市）开展了改革试点工作。一年来改革进展顺利，成效显著。为加快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深化8省（市）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总结8省（市）改革试点经验，明确进一步深化改革试点的指导原则

　　按照《试点方案》和国务院的要求，8省（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精心部署，有关部门加强指导，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是新的监督管理体制框架基本形成，有关方面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责任进一步明确；二是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得到初步化解，经营状况开始好转；三是农村信用社实力明显增强，金融支农力度加大，支农服务进一步改善；四是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已经起步，经营机制开始转换，内控制度得到加强；五是农村信用社的社会信誉进一步提高，员工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试点工作中各地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一是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二是各有关部门加强协调、密切配合，落实试点扶持政策；三是尽快组建省级管理机构；四是规章制度先行，使改革试点规范有序进行；五是具体工作分阶段、有重点、按计划进行；六是改革工作与监督管理、风险防范、支农服务统筹兼顾。改革试点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例如，农村信用社交由省级人民政府管理后，如何进一步落实有关各方的监督管理责任；在不同产权制度下，如何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做好“三农”服务工作；如何切实转换农村信用社经营机制和有效地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等。这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逐步解决。

　　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指导原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以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宗旨，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围绕不断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大金融支农力度这一首要目标，逐步推进和完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信用社加强内部控制，转换经营机制，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和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真正成为服务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社区性地方金融企业。

二、进一步做好8个试点省（市）深化改革试点工作

　　（一）明确职责分工，落实监督管理责任。8省（市）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银监会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48号）的要求，制订具体办法，将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分解细化，并切实落实责任主体和工作程序。省级人民政府要坚持政企分开原则，对农村信用社依法实施管理，尊重农村信用社的法人地位和自主权，不干预其具体经营决策。要充分发挥地（市）、县（市）人民政府在农村金融稳定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不得将管理权层层下放。省级联社要切实履行好对农村信用社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职责，并逐步培养农村信用社自律管理的能力。银监会、人民银行要依法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协助省级人民政府、省级联社管理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信用社风险的监控考核，建立健全风险校正和市场退出机制，及时采取风险预警、停业整顿、依法接管、重组等措施，有效控制和化解风险。

　　（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试点，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下一步要将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合理、科学、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一是进一步完善股权设置。结合当地实际，合理确定入股起点，积极吸收种养殖大户、私营业主、企业法人等有能力、有愿望参与农村信用社管理的投资人入股，提高农村信用社的决策和管理能力。既要防止因股权过于集中被少数大股东控制，又要防止因股权过于分散被内部人控制。二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努力探索符合我国农村和农村信用社实际的有效治理结构。三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科学合理地制定有关工作程序和议事规则，增加决策透明度，提高运行效率。

　　（三）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下大力气完善农村信用社内控机制。对采取不同产权模式、选择不同组织形式的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信用社改制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要抓住制度变革的有利时机，制订出激励有效、约束严格、权责明晰、奖惩分明的内部控制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推行全员考核、竞争上岗、岗位轮换等制度，逐步形成优胜劣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工机制。完善薪酬体系，加大收入分配的正向激励，促进业务发展。重视和加强风险控制制度建设，对信贷决策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加大在职培训力度，加快人员知识更新，提高农村信用社人员素质。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积极引进人才，改善人员结构；公开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四）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大金融支农力度。无论采取何种产权模式，选择何种组织形式，都要坚持服务“三农”的经营方向，信贷资金大部分要用于支持本地区农业和农民，即使是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的机构，也要根据当地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确定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支农。加大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户联保贷款办法。健全、完善农村信用社资金结算体系，大力发展银行卡等现代支付工具，不断探索代理保险、证券、委托理财、信息咨询服务等新的金融支农服务方式。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为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性政策和规定，扩大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来源，提高支农服务水平。

　　（五）认真落实扶持政策，形成政策合力。各有关方面要加强指导，密切配合，要按照《试点方案》精神和有关规定要求，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各项扶持政策。8个试点省（市）人民政府在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中明确的有关配套政策，也要尽快落实。银监会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快研究邮储资金适当返还农村的办法，并选择部分省（市）进行试点。人民银行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提出解决老少边穷地区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的意见，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和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推进创造条件。

三、进一步扩大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范围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按照自愿参加、严格审核的原则，国务院同意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21个省（区、市），作为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地区。

　　纳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的地区，要按照《试点方案》要求，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区别各类情况，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在制度选择上，可以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也可以继续完善合作制；在组织形式上，有条件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可以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银行类机构或实行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其他地区也可以继续实行乡镇信用社、县（市）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对少数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需求较少的信用社，可以考虑按《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

　　二是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农村信用社交由省级人民政府管理后，有关方面要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要求，认真落实监督管理责任。

　　三是转换农村信用社经营机制，改善支农服务。要以改革为契机，以加强支农服务、改善支农效果为目标，加强内控制度建设，逐步推进经营机制转换。

　　国家对扩大试点范围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给予的扶持政策总体上仍按《试点方案》的规定执行，个别政策进行微调。对1994年-1997年期间亏损的农村信用社保值贴补息给予补贴。从2004年1月1日起至2006年底，对参与试点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他试点地区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按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从2004年1月1日起，对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按3%税率征收。对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继续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由人民银行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或安排中央银行专项借款，其中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历年挂账亏损。

　　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由银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参加扩大改革试点工作的21个省（区、市）人民政府要按照《试点方案》和本意见要求，成立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抓紧制订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经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财政部、税务总局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管理体制改革年底前要基本到位，产权制度改革、内部经营机制转换等工作，要因地制宜，积极稳妥推进。

　　改革试点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保持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要加强宣传和引导，组织动员有关方面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要注意防范和处置可能出现的支付风险，确保改革平稳进行；要遵守纪律，顾全大局，防止借改革之机突击进人、突击提干、突击花钱，防范各类道德风险；要严格清查资产，追讨债务，分清责任，严惩犯罪；要特别注意做好改革期间的支农服务工作，积极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公民诉讼代理问题研究

刘 亮 栾桂平


　　公民诉讼代理，是指在我国的司法诉讼程序中，非法律职业的普通公民担任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利参与法庭诉讼的一种活动。
　　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在于其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律制度上许可公民代理诉讼的存在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人民司法的精神内涵。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权参与国家各项管理，公民参与诉讼代理是每一位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而人民司法的一贯提法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司法诉讼对于民众参与的开放性，公民代理诉讼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
　　第二，公民代理诉讼能够基本满足相对我国变革前简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从建国以来一直到80年代中前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我国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都相应的明确和简单，法律关系基本停留在传统状态，所涉的诉讼案件的领域十分狭窄，法律的专业化以及法律实践人员的专业化都不是急迫的问题，从当时的实践来看，公民作为代理人也是基本能够适应当时诉讼的要求的。
　　第三，专业律师在质量和数量上仍不能满足需求。律师制度经过建国前后的几番沉浮，文革后律师制度恢复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业人员相对较少，不能够满足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诉讼事务的非专业状况也使得诉讼参与人对于律师的需求没有强烈的愿望。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都是当事人的亲朋邻友，进行诉讼代理也比较方便，同时这种关系也有助于通过案件的审理起到教育周围人群以及宣传法制的作用。因此，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缓解了诉讼当事人对于诉讼帮助的需求矛盾。
　　尽管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具有一些制度上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变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和复杂；司法诉讼模式完成了从超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并重转变；律师制度亦顺应社会的需要逐步完善起来”等一系列制度和事实上的变化，公民诉讼代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在实践中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并引发了一些问题。首先是经济利益驱动违法代理，实践中冒充律师收取费用代理诉讼的黑律师、土律师大量出现。三大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的资格都有较宽的范围，按照其规定，几乎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个人都可以成为公民代理人，造成一些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很容易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而向当事人收取报酬。前些年的实践也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以代理诉讼为业的“黑律师”、“土律师”群体在全国各地出现。这些没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普通公民“挑词架讼、胡乱收费、骗取钱财、干扰司法审判”，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了法院、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司法部曾几次发文明确只有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才能向社会提供有偿的诉讼代理服务，但由于实践中缺少制度化的具体措施配套，相应的管理也没有到位，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公民代理诉讼问题屡禁不止。其次是整体素质不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得现代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诉讼的进行则更需要高度的技巧，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很少实际接触诉讼事务，因此其对于诉讼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具体诉讼程序的把握与律师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在最后的诉讼结果产生上往往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发现，许多案件的败诉方并不一定是在实体上没有理由，其败诉可能就是因为不合格的诉讼代理人没有尽到职责。再次是分割了法律服务市场，使法律服务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加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虽规定“不得以公民代理形式向社会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但由于该规定缺乏落实的具体举措而形同空文。公民代理人的有偿法律服务破坏了法律服务市场严格准入的制度，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无序状态。同时，由于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时不必承担任何管理费用和税费，因此在实践中除公民代理人进行收费代理外，出现了律师、法律工作者或公司法律顾问按本行业收费标准收费而以公民个人名义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情况，加剧了公民代理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服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状态。
　　对于诉讼制度中是否需要设立公民代理这一问题，我国自建国以来的诉讼法律和司法实践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近几年以来，对于公民代理诉讼是否有必要存在则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下简单介绍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观点一；禁止，该观点认为应禁止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此观点是我国目前司法实务界较为赞同的意见之一。持此观点者认为，法律服务特别是诉讼代理与当事人人身、财产、自由、民主等重要权利密切相关，其进行需要高度的专业性和技巧性，法治建设急需要高质量的法制保障，而普通公民参与诉讼代理势必会降低法律服务的质量，加剧该领域的不正当竞争，从而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现和法治目的的实现，目前全国法律服务市场中公民代理问题层出不穷并严重影响整个法制结构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意见明确提出应对诉讼（仲裁）代理实行律师业务垄断。一些市场经济特别发达国家在实践中也持相应观点。在该些国家，律师行业作为重要的中介机构已非常发达，各项社会制度较完善，其诉讼法律制度或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即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或由国家指定律师进行诉讼，或是明确诉讼业务由律师垄断，即除当事人本人可以进行诉讼外，如果其要委托他人代理诉讼，则委托的对象必须是律师。
　　观点二；相对限制，持此观点者认为，现行法律和司法实际状况决定了公民代理诉讼在目前阶段的存在，尽管如此，司法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公民进入诉讼代理的领域只能是有限的，在对公民诉讼代理制度的重塑中可以参照相对限制公民诉讼代理国家的做法，具体区分哪些公民可以参与诉讼代理、公民代理人能够进入的案件范围、公民代理人的权利范围和特别的行为方式，同时加强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和处罚，这对于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满足法治对于诉讼制度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必要的。该观点是目前各国的主流观点，主张该观点的各国的制度实践也是将公民代理诉讼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由法律对参加诉讼的公民的资格予以明确，并对公民代理人可进入的诉讼类型予以限制。英国1974年律师法允许非律师代理他人进行诉讼，但其明确区分了公民代理人可以进入的诉讼程序，并规定如果普通公民做了法律规定只有律师才能做的事情，其就有可能构成犯罪。日本刑诉法和民诉法都明确以律师诉讼代理为原则，但在简易法院或家庭法院审理的案件中非律师经法院许可后亦可担任诉讼代理人；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刑事诉讼中亦采相对限制观点，其将诉讼代理人分为一般辩护人和特别辩护人，允许大学法学教员或法学家在经法院同意后充任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
　　观点三；赞成，在我国，拥护、赞成并且认为公民诉讼代理不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仍有一定影响。他们认为，公民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是评价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人民司法的本质中即包含了这一内涵，普通公民根据他人委托成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理所当然。现代社会将诉讼的民主化作为诉讼制度先进与否的一个评判标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给普通公民提供一个简便、高效、低成本的诉讼代理制度，除了法律职业者代理诉讼外，法律应当为公民提供其他的途径，公民诉讼代理的地位应当能够与律师代理平等，并且不受限制。
　　对以上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对诉讼代理制度中国家干预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度如何平衡问题认识的不同。对于我国未来相关制度的构建，我们必须对司法诉讼程序中包含的诸多基本价值（包括程序公正的理解、安全、效率、简便等价值的涵义和实现）和社会现状的需求进一步地明确和把握，国家干预当事人的选择权可以到哪种程度、司法诉讼的特殊性可以在多广的范围内体现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我国制度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民诉讼代理有其存在的价值和需要，我们绝对不能脱离国家法制的现实，将公民代理问题绝对化。至于公民诉讼代理存在的范围，确实有必要作出一定的限制，但这一限制也只能在对法治的要求和民众的愿望进行衡量之后，通过诉讼法的修订进行安排。
笔者认为应采取相对限制的方式，公民代理只限于较近的亲属关系或具有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服务等范围，并应有相应的立法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