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正）
河北省人大
河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正）
河北省人大
（1993年12月22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2月22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文物的保护和管理，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对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
第二条 一切机关、部队、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三条 省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为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省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为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不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保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是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的职责之一。
第四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
纪念物、艺术品、工艺美术品、革命文献资料、手稿、古旧图书资料以及代表性实物等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文物等级鉴定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进行，其中一级文物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认定。
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相应的机构或配备专职、兼职人员，做好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博物馆等文物事业单位，由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并聘请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文物管理委员会，协调处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该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保护管理、清理发掘、科学研究、收购、奖励等项文物事业费和文物基建经费分别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由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统一掌握，专款专用，严格管理。
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文物单位的收入应当全部用于文物保护管理经费的补充，不得挪作他用。
开放的文物单位，其门票收入可以按一定比例上缴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具体办法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
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文物事业单位应当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文物保护。鼓励国内外团体、组织和个人资助我省发展文物事业。
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六条 省及省以下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对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由县级人民政府予以登记，妥善保护。
第七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修建有污染的工厂和高层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修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时，其形式、高度、色调等应当与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环境气氛相协调，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
其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在征得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八条 凡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时，应当按文物保护单位级别征得同级及其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批准建设项目，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批准征地。
第九条 因建设工程特别需要必须进行迁移、拆除文物建筑或者需要在纪念建筑、古建筑遗址上进行重建的，须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报省文物
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经批准迁移、拆除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详细记录、测绘、登记、照像，存入资料档案。迁移的文物保护单位须按原状恢复修建。拆除的建筑材料由文物部门保存或者用于文物建筑维修。
第十条 省及省以下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文物的修缮计划和设计施工方案，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文物修缮保护工程应当接受审批机关的监督指导，工程竣工时，应当报审批机关验收。
第十一条 占用文物保护单位须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经批准使用文物保护单位的部门或者单位，必须与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定使用协议，不得擅自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改建、添建，不得改变文物原状。对不按规定保护文物安
全或者有碍开放的，原批准机关可责令限期迁出，所需经费由占用单位解决。
第十二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其所有权。对已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其管理、使用权的变更，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在本省区域内划定开发区或者成片出让土地时，应当事先征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涉及文物时，应当与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妥善协商文物保护办法。
第十四条 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可以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报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第十五条 国家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应当全面规划，加强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在重点文物保护区和文物风景区内不得新建影响名城特有风貌的建筑。名城内的文物建筑的拆迁必须征得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十六条 对具有悠久历史文化或者光荣革命传统又有较多文物尚未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当征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并注意保持其特有的风貌及其历史特点。
第三章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第十七条 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经常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古遗址和古墓葬进行调查研究，有重要发现时及时向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在基本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事先会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文物调查、勘探。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及跨市建设项目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中小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由省文物行
政管理部门或者委托下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因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和抢救性发掘，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委托下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进行，并按规定程序报批。
第二十条 凡因配合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进行的文物调查、勘探、考古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二十一条 省外文物考古单位、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需要在本省区域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应当事先征得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经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向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交验批准计划和发掘证明后，始得进行调查、发掘。
第二十二条 进行考古发掘的单位，应当及时向当地和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发掘情况报告。发掘工作结束后，应当尽快写出考古发掘学术报告。
未经考古发掘单位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表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物资料。
考古发掘的所有出土文物，应当及时详列清单，除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留给发掘单位的文物标本外，其余均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博物馆或者文物保管机构保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第二十三条 考古勘探单位及考古勘探领队人员资格，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认定，并颁发证书。未经省级以上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他任何单位不得进行文物勘探，也不得出具文物勘探结果证明。
第四章 博物馆与馆藏文物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建设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博物馆。收藏和展示文物以及标本，进行宣传教育、科学研究是各级博物馆的职责。
第二十五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纪念馆、研究所、保管所、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文物统称为馆藏文物。收藏单位对馆藏文物必须登记建帐，建立藏品档案，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一级文物藏品、价值贵重的文物藏品和保密性文物藏品，应当采取特别措施，重点保管。
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全省珍贵文物藏品档案；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藏品档案。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文物收藏单位建立适合文物收藏需要的库房并配备相应的科学技术保护设施。不具备收藏珍贵文物条件的单位，应当报请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将珍贵文物交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代管。
文物收藏单位应当明确岗位职责，建立保卫组织，配备安全设备，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第二十七条 馆藏文物严禁出卖和赠送。全民所有的文物收藏单位的不够藏品标准的文物和标本需要处理时，应当分类造具清单，报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五章 私人收藏文物
第二十八条 私人所有的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管理规定。
第二十九条 文物购销由文物部门经营。各级文物单位开设文物商店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凡经营对外销售业务的文物商店，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经营文物监管物品的旧货市场以及在旧货市场销售文物监管物品的经营者，须经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文物保护管理人员，对文物监管物品的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
第六章 拓印、复制、拍摄、展览
第三十一条 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当地文物保管机构可以做为研究资料拓印并妥善保存。其他单位和个人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拓印的，须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凡涉及我国疆域、外交、民族关系或者天文、水文、地震等科学资料以及未发表的墓志铭石刻，禁止随意拓印、拍摄或者翻刻副版出售。有关单位如有特殊需要，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三十二条 文物的复制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复制品应当标明生产单位、生产日期和生产数量。文物的复制、临摹必须确保文物安全。
一级文物的复制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二、三级文物的复制和古代壁画的临摹，报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任何收藏文物的机构不得私自向复制单位提供文物资料。
第三十三条 利用文物拍摄电影、电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在拍摄时，不得超越原批准范围，不得损坏所利用的文物。
第三十四条 国内单位要求拍摄考古发掘现场，报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外国人参加的摄制组到非开放地区拍摄文物的，应当先征得外事、公安、军事部门同意，始得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华侨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参加的摄制组到非开放地区拍摄文物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文物出国（境）展览，须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经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到外省展览文物的，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六条 凡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和本条例，做出显著成绩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为保护文物与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
（二）将本单位或者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标本捐献给国家的；
（三）发现文物或者重要文物线索及时上交或者上报，使文物得到妥善保护的；
（四）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方面有重要发明创造或者其他重要贡献的；
（五）在文物面临破坏危险地时候，抢救文物有功的；
（六）在打击走私、贩卖文物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第三十七条 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对文物造成损坏的，由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占用文物建筑或变更使用权的；
（二）在文物建筑范围内堆放污物、危险品的；
（三）扰乱古文化遗址文化层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拓印、复制、拍摄文物或者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的。
第三十八条 在文物保护范围内，排放污水、废气等，危害文物安全，破坏周围环境的，由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赔偿损失，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文物修缮施工单位未按设计施工方案进行文物修缮，改变文物原状的；
（二）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擅自迁移、拆除文物建筑的；
（三）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擅自进行文物勘探、考古发掘，造成文物损坏的；
（四）在建设工程和其他生产活动中发现文物继续施工、生产，造成文物破坏的；
（五）利用文物拍摄电影、电视或者拓印、复制、拍摄文物，造成损坏的；
（六）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造成文物损坏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的，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不含五万元）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有贪污、盗窃、走私、盗掘文物等行为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文物保护中的问题不及时处理，致使文物遭到破坏的，根据文物被破坏的程度，追究其负责人行政或者刑事责任。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文物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管理不善，失职造成文物损毁、流失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追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
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文物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理。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复议。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中“以上”、“以下”除另有注明外均含本级、本数。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在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河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4年6月12日公布的《河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即行废止。
1993年12月22日
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法律研究
一、行政诉讼调解在我国的现状和域外制度
《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只在第67条第三款规定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个司法解释都没有关于行政诉讼中调解的任何规定。而我国行政诉讼现状呈现“三难、一低、一高”的局势，其中，“三难”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一低”即行政案件的受理数量低，“一高”即行政案件的原告撤诉率高。
（一）行政诉讼调解在我国的现状
行政诉讼的撤诉率居高不下，从全国以及地方的统计数字中即可见一斑。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从未低于案件收案数的1/3，最高时达到57.3%，个别地区一度高达81.7%。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6年，在全国手里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完善或改变行政决定后，原告自愿撤诉的32146件，占总数的33.82%，同比上升12.13%。
行政诉讼中高撤诉率与行政诉讼中调解的适用休戚相关。根据相关调查，行政诉讼中原告撤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意识到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或实施的认识存在偏差，主动向法院申请撤诉。二是考虑到遭受行政机关的报复，出于惧怕或者息事宁人的心理而申请撤诉。三是行政主体主动改变行政行为，原告认为自己的诉讼目的已经达到而自愿撤诉。四是与行政机关私下达成协议，达到诉讼目的而申请撤诉，五是与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达成协议，认为诉讼目的已经达到而撤诉。 虽然行政诉讼法中没有调解的规定，但调解却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具有广泛的生命力。
行政诉讼调解盛行，导致了诸多担忧的出现。例如，调解导致行政诉讼撤诉率高，处于强势地位的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会越来越少，法院和法治的权威可能会进一步下降。而且，在一个权利意识淡薄，没有法制传统的国度里，“向他们提供调解会被视为给了他们一个替代方案的诱饵，却延缓了一个真正公正的司法体系发展的步伐。”
然而，与这些担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我国各级法院正积极推行行政诉讼中调解的有限适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曹建明在召开的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探索和完善行政案件协调处理新机制。并指出，在协调处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一下事项：一是要处理好合法性审查与协调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自愿撤诉与积极协调的关系；三是要正确处理协调与裁判的关系；四是要正确处理撤诉与执行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注重行政审判协调，建立健全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机制，要善于运用协调手段有效化解行政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将协调、和解机制贯穿行政审判的庭前、庭中和庭后全过程。另外，地方法院也开始对行政诉讼调解这一长期秘而不宣的活动，进行模式化、示范性的探索，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例如，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推出行政案件“圆桌审判”模式，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批示，要求进一步推广。
（二）行政诉讼调解在域外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立法是在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立法的思想而产生的，法律移植是我国长久以来行政诉讼立法的一个重要来源。过去，西方多数国家的行政诉讼立法也都排斥调解、和解、协调等手段，他们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只有对与错，没有中庸之道。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诸多具体问题的出现，许多西方国家已经放弃了排斥调解的做法，转而寻求社会矛盾的化解。 尤其是源于美国的ADR 机制的逐渐成熟，部分西方国家和法治建设比较快的地区逐步建立起了行政调解机制。
法国是行政法非常发达的国家之一，1973年法国正式建立了调解专员制度，调解专员的职务范围很广，受理各类行政申诉案件，其权力的核心是调停权。这虽然是一种非正式的程序，但是作为介于行政机关和当事人之间的独立第三方，其调解工作具有法律效力。
德国《行政法院法》明确规定了调解制度，其第87条规定主审法官要在言辞审理前作出必要的命令，以便尽可能的使争议在一个言词审理程序中审结。尤其规定了下列措施:1、传唤当事人商议案情及争执，促使诉讼的和好解决，达成和解；2、只要参与人对和解标的有处分权，为完全或部分终止诉讼，参与人可在法院作出笔录，或在制定或委派的法官面前作出笔录以达成和解。法庭和解也可以通过法院、主审法官或编制报告法官建议作出的裁定形式，以书面方式在法院达成。根据上述规定，当事双方的和解必须在法院，而且要制作笔录。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序如何，得随时实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并在第222条规定了和解之效力，台湾《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和解其实就是调解。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对于和解的实质要件、程序要件、和解的标的和和解的效力都作出了十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这对于当事人的权益保护将有很大的助益。并且，和解的范围可以超出诉讼标的，甚至能将民法上之请求权包括在内，使得和解具有了广阔的空间，这将更有利于行政纠纷的解决。
上述域外行政诉讼调解实践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公权力并非绝对不可处分，行政诉讼也绝非不能适用调解，将调解引入行政诉讼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化解。
二、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难点
行政诉讼中不允许调解，主要是立法者出于对调解可能损害原告利益的担忧。一是行政机关利用调解压制原告，损害原告利益。二是担心行政机关拿行政权力做交易，损害公共利益。这虽然不能说是一种杞人忧天式的担忧，但在事实上，允许行政诉讼中运用调解，也未必一定会损害原告利益，对于这种或然性的可能，我们不应该绝对的排除行政诉讼中运用调解。另外，随着政府类型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行政机关也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衙门，我们也应该对行政机关抱有更大的信心。
行政诉讼不能引入调解的另一个原因是基于“公权法定”及“公权不可自由处分”的理由，是权威国家公权力至上的观念产物。 但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制定法上的依据，行政诉讼调解显得有些随意，由此造成多年来撤诉率，尤其是非正常撤诉率居高不下，国家公权力遭受了更大的质疑。
（二）行政诉讼建立调解制度的可能性
首先，行政权力的形式发生重大转变。我国行政权力的行使方式，已经从以前的绝对管理与命令逐步向弹性的、多样化的行政管理手段转变，国家逐步采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的手段与方式。体现了我国政府由绝对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行政诉讼中，对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通过协议，协商方式所达成的行政行为是有必要运用调解手段的，相对于法院审判来说，运用调解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次，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已经为调解制度的运用创造了空间。最高院若干解释58条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应当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情况判决具体包括两部分，即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同时责令行政机关对受违法行为侵害的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或予以赔偿。对于第二部分，行政机关可以与行政相对人就采取何种补救措施，损失赔偿数额等事项进行协调。
另外，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为调解留下了空间。在一些情况下，行政机关在法定权力范围内可以理性的处置、变更行政职权，具有一定的处分权，这就为行政案件的调解创造了可适用的空间。
（三）行政诉讼建立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基于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虽然行政法规中规定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制度，但是，各级法院的行政诉讼协调工作基本等同于调解，只是不以调解书的形式结案而已，这种“暗度陈仓”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许多问题。笔者认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就像解决“犯了错的家长”和“受了委屈的孩子”的矛盾，行政诉讼一方面要使“家长”认识到自己错了，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家长”在日后的管教中保证权威性。建立有限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是时候为行政调解工作正名，为行政诉讼调解披上合法的外衣了。
首先，调解能够及时彻底的解决行政争议，提高司法效率，减轻法院负担，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行政争议是指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在形式公权利过程中与相对人之间发生的、依据公法可以解决的法律争议。胡建淼等学者认为，行政争议的解决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如果行政诉讼法承认这一立法目的，那么调解制度将理所应当的写进行政诉讼法之中。 法院作为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但不可否认，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因此，法院的诉讼成本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还是有些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如果当事人试图穷尽起诉、诉前保全、反诉、上诉、申请强制执行的程序救济手段，必须事先准备一笔价值不菲的诉讼费用。当事人遭受的损失越大，争取全额赔偿的愿望越强烈，他为胜诉要预先支付的费用就越高。”有时，甚至支付高额的诉讼费用之后，诉讼结果却还不尽如人意。而行政调解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大大降低当事人的投入。
第二，规范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混乱的需要。
许多法院不同程度上默认调解程序的存在，但是用规则混乱，需要制定统一的调解制度。只有建立统一的调解制度，才能保证真正实现公平、公正。
第三，能动司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调解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时代主体是相适应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年1月发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以及同年三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都是为了与党中央提倡的和谐社会相一致。因为运用调解手段可以缓和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矛盾与冲突。无论是中国的官员还是老百姓，一定程度上觉得对簿公堂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情，而且法庭的气氛会使得原被告双方感到压力巨大，来百姓害怕自己胜诉后行政机关会因此报复他，而行政机关害怕败诉会影响本机关的政绩，如果运用调解手段，就可以是双方能够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协商，能够缓和双方的冲突，和谐的解决纠纷，并且消除双方的担忧。同时，调解有助于行政相对人建立和谐的关系。
第四，可以有效地化解执行难的问题。执行是保障行政诉讼权利实现的最后一个环节，只有将行政裁判的内容付诸实施，行政纠纷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但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完善，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程度不高，经常受到行政权的制约，司法权威还没有完全建立，司法至上的信念没有彻底形成，因而行政裁判的执行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由于行政调解的过程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进行了有效地沟通，避免了很多矛盾和争议达成的结果双方都比较满意，因此，在执行时，自然事半功倍。
（四）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间接价值
1．行政诉讼调解促进平等价值的实现
平等被近代的思想家视为争议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勒鲁就曾经说过“什么都不能战胜人类对争议的清高，这种情感并非其他，二是人类对平等的信仰。在现实的世界，或许平等不是一个事实，但是，平等是一项原则，一种信仰，平等是一项神圣的法律，一项先于其他法律的法律，一项派生其他法律的法律。”
在行政领域中，一方是行政主体，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另一方是众多的行政相对人，由于行政权所具有的单方性、强制性等特点。使得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一种天然的不平等的地位上。虽然在行政诉讼中，由行政主体一方负举证责任，但由于此前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和目前我国行政机关所普遍存在的“自大”心理，设置对相对人进行威胁，实质上而这还是不平等的。而行政调解则是由法院用写上建议的方式谋求相对人的合作，双方的平等意志得到平等对待，这就与相对人在民事活动中所受到的平等对待有着相似相通之处。并且，调解考虑到双方的利益，在相对人的利益要求得到满足知识，行政机关的目标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实现，从结果平等的角度看，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都各得其所。因此，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事实上促进了平等价值的实现。
2.行政诉讼调解保障当事人的诉讼自由
从哲学意义上说，自由是对事物客观必然性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运用。它意味着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自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客观规律为人类服务的行为选择。作为法的价值之上的自由是“指权利主体的行动与法律规范的一致以及主体之间的权利一种界限”。法通过确认、保障人的这种行为能力从而使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行政法中的自由价值更加强调行政相对人的自由，要求将行政相对人从传统行政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能够在法定范围内自主决策、自由行动。
就我国目前主要解决行政纠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说，作为纠纷一方当事人的行政相对人一旦提起复议或诉讼的就丧失了选择的自由，必须等待漫长的行政机关的复议决定或法院判决过程，而没有权利随时转变救济方式或停止司法程序的运行。行政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当事人的诉求各不相同，所以复议机关和法院通过严格程序所带来的处理结果未必能满足当事人的医院，而一旦处理结果达不到纠纷当事人的目的要求则很可能产生不满情绪，从而进一步导致纠纷升级，破坏社会秩序。
三、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一）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建立应该注意的问题
首先，行政诉讼调解要正确处理好公民权利、公共利益保护，以及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关系。行政诉讼调解不是为了解决争议而解决争议，更不是为了给有违法嫌疑的行政行为提供一个全身而退的台阶。行政诉讼调解的目的应该是以比较小的成本有效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兼顾社会公共效果。另外一个不容轻视的方面便是实现对行政权利的有效监督，促进依法行政。行政诉讼调解在解决争议的同时实现对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必须坚持对正义的行政行为及调解协议进行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审查，不能不问愿意听不顾原则的一调了事，从而把行政诉讼当成双方讨价还价的场所。程序审查主要针对争议行政行为，理论上比较简单，审查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而在实际操作中有待于行政程序理发的完善。实体审查则主要针对调解协议，及对调解协议内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具体包括调解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尤其是否有违反原告的真实意思；调解协议是否超越当事人有权处分的范围，即被告对被诉的行政行为是否有处分权，原告的处分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规范行政诉讼调解，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目前，尽管行政各级审判机关都非常重视调解在行政争议案件中的作用，但是行政诉讼调解仍然游离在法律制度之外，并以一种“活法”的形式发挥效力，随意性、盲目性等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必须在实践中进一步规范调节的范围、程序、效力、瑕疵救济以及调解与审判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从而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二）行政诉讼调解适用范围的构想
虽然笔者认为行政诉讼应当引入调解制度，但是，也应该辩证的看待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差异，不是所有类型的行政诉讼案件都适合调解，也不是两审级都适合调解机制。只有对行政诉讼进行分类，区分哪些类型的案件可以适用调解，才能既提高行政审判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又能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从司法角度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超越行政职权和涉及公民人身权的两类案件值得进行探究：
1.超越行政职权的案件不应适用调解适度
这类案件又可以分为具体的三种，包括：超越事务管辖权与地域管辖权，超越法定的级别管辖权与时间管辖权，超越授权范围与所委托权限范围。这几种案件不适合调解的原因在于被诉的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自己的权限范围，该行政机关对不属于自己的职权没有处分的权利。因此，关于行政机关对于自己超越自己职权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引发的行政诉讼的案件调解意义不大，只能判决。这类案件不能适用调解没有任何争议。
2.涉及公民人身权的案件应限制适用调解制度
当前就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而产生讨论的学者中，大都认为此类案件不应使用调解，他们认为这类案件不应适用调解原因在于人身权的属性。人身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各种权利得以存在的基础，人身权受到限制或者剥夺，意味着其他任何权利都难以行使。对于剥夺人身权的案件是不能进行调解的，只能由法院进行公正判决，是违法的行政机关必须接受败诉的现实，这样就使得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自由作出处罚时能够合法谨慎。另外一方面，对于这类案件不适用调解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能够保证司法的权威性，同时，也避免了因为行政机关处于强势地位而导致公民保护自己人身权最后的途径也失去严肃性。对于拘留的行政处罚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得适用调解。
但是，笔者认为，此类案件应该分类别限制适用调解。首先，对于拘留的行政处罚诉讼案件不应适用调解。由于行政拘留时间现对较短，此类案件事后诉讼再进行调解意义不大，行政赔偿可以弥补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第二，劳动教养决定引起的行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此类案件处罚时间相对较长，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调解不仅不会侵害当事人的基本人权，而且，有助于当事人理解决定，化解疑问，同时双方协商让步，缩短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时间，对原告有利。此类案件进行调解，不仅不会影响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时的谨慎性，反而会使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在适用自由裁量权时更严格的衡量行政相对人行为危害。实践中，由于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只有合法性审查权，没有合理性审查权，对于这类行政机关拥有广泛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如果不引入调解制度，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明显处罚过重的行为爱莫能助。因此，笔者认为，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案件应该限制适用调解。
（三）行政诉讼调解的启动及适用的审级构想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除三类案件可以由法院依职权提出外，应该只允许依一审原告申请启动调解程序。对以下三类案件司法机关可以依职权主动调解：1.涉及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案件（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除外）。2.案件事实模糊，难以判决结案的。3.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包括：行政处罚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决；当事人不服行政主体的行政确认行为而提起的诉讼；对侵权纠纷裁决不服提起的诉讼。除上述三类案件外，都只能由原告提出调解申请后，由法院进行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