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英美法系抑或是大陆法系的证据制度中，证人证言均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在大陆法系国家，书证和物证因罗马教会法传统更显得重要，但证人的作用并没有被忽视；在普通法系国家，证人是司法程序的中心，甚至有‘无证人，无诉讼’一说。”
证人证言也是我国诉讼制度中法定证据形式的一种，但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对证人制度一直未有足够的重视，程序规范疏漏，法律约束不力，致使证人拒不作证或拒不出庭、证人作伪证以及证人证言反复（假证）等现象普遍存在。对当事人而言，这种状况使得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证据资源显得更加匮乏，影响了正当诉讼请求的实现；而对司法机关而言，则是增加了法官查证的负担，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办案质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为改变这一现状,对证人资格、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和可以不出庭的法定情形作了比民事诉讼法更加明确规定，还特别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这一规定并未使证人出庭率有明显提高，根据徐昕教授实证调研，在2003-2004年，某三个法院的证人平均出庭率仅为3.54%。
一、证人证言采信率超低的现状与原因
毫无疑问，证人证言对民事诉讼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1）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确定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力的大小。（2）有利于充分贯彻言词原则；（3）有利于庭审质证活动的进行从而保障诉讼公正；（4）有利于促进诉讼效率；（5）有利于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实现等。 然而，实务中对证人证言的采信率是很低的，一些利于查明案情的证人证言却被排除在有效证据之外。
（一）证人证言的反复性使之真实性被怀疑。实践中法官对证人证言表现的谨小慎微，绝大多数法官不相信证人证言，认为证人与当事人之间一般具有足以导致证人合作的社会关系，且证人由一方当事人申请提出，并由申请人支付出庭的经济补偿，证人实际是“当事人的证人”，其证言的真实性理应受到怀疑。此外，诉讼中证人证言特别是书面证言的反复性，使法官不敢轻易相信其真实性，如某案中，一位证人先后出具四份书面证言，出庭作证两次，其证言内容相矛盾甚至相反。致使法官对证人证言从一开始便产生警惕，并从“性恶论”的观点去惴度当事人，认为在我国公民素质并未普通上升为“为正义而作证”的前提下，在“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盛行的情况下，在对证人的保护和补偿制度极不完善的现状下，证人依然敢为一方当事人作证，除了勇气之外，自然少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所以对证人证言一般假定其为“虚假”的。
（二）未成年人证言和利害关系人证言的否定。《证据规定》规定，有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未出庭作证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不少法官便找到了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定的“尚方宝剑”，对未成年人证言和利害关系人证言不加区别，一概否定；并且机械地认为证人“不出庭便不具有效力”，从而简单地把书面证言排除在合法证据之外。加之，有学者撰文论述在某些金额较大合同纠纷中，应排除证人证言，其认为排除证人证言可以从根本上杜绝证人作伪证，使当事人和法官免受虚假证言之害；还可以抑制诉讼，那些不诚信的当事人就不会试图贿买证人作伪证的方式，利用诉讼来牟取非法利益；还可以使当事人自觉在民事活动中采取书面形式等等。 受上述理论影响，很多证人证言均被排除在合法证据之外。
（三）其他机械排除证人证言的情形。诉讼中即使证人出庭作证，对其出庭证言有些法官也会找出各种理由不予采信：如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言，以智力状况和不能正确表达为由予以排除；对于与当事人有亲属或从属关系的证人证言，以利害关系为由予以排除；对于当事人超过举证期限申请证人出庭或其他违反程序的证人证言如证人旁听了庭审，一概以程序公正为由予以排除；对于多份证人证言相矛盾的，不加甄别真伪，对所有证人证言予以排除；对于单位证词只有单位盖章而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无单位公章的，简单地以形式缺陷为由予以排除等等。
据笔者统计，在江西省九江市某县法院2005年所受理的561件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的案件39件，其中采信证人证言的3份，占7.7%；证人提供证言而未出庭的案件达173件，法官在对证言进行调查核实后采信的有9件，占7.3%，证人证言的采信率是超低的。实践中法官的上述作法，实际上使证人证言这种证据形式仅停留在纸面的规定上，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其证据作用。既不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又不利于当事人权利保护，对证人证言轻易排除的非理性做法，已构成了实体公正裁判的障碍。
二、实体公正与证人证言的谨慎排除
如前所述，证人证言作为证据形式的一种，具有多重价值。但是“发现真实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根本目的，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是第二位的目的，在出现冲突时一般应当把有利于发现真实作为首选价值来考虑，依照有助于促进根本目的的实现来设计具体制度和规则，除非有重大理由，不应当背离这一根本目的”。 对于利于发现案件真实的证人证言，我们就不应轻易排除，要善于应用司法能动性，使之为案件的实体公正服务。
（一）证人证言是寻求某些案件真实不可或缺的证据。对于证人证言在证据中的作用，笔者有亲身体会，在笔者曾承办某拍卖纠纷案中，原告诉称被告拍卖过程中举牌和落槌的拍卖程序违法而主张拍卖行为无效。因无现场录相，只能凭参加拍卖会的证人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若完全排除证人证言的效力，将导致该案事实无法认定而无法下判。但笔者在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包括书面证词和出庭证言）进行分析取舍后，找出双方证人证言的一致和矛盾之处，依法裁判，而判决效果是胜败皆服。可见对证人证言的效力尽量排除的做法是不具有正当性的。不应对证人的作证动机一律怀疑，即使是证人作证动机不纯（如为了朋友义气、经济利益等），也并不必然导致其作假证，如交通事故目击者悬赏中，当目击者觉得其作证所获利益丰厚，而自愿介入到本不相干的纠纷中，如实陈述其所见，其作证动机并不影响证言的真实性。那种因为有伪证的存在便认为应排除证人证言的论断，无异于因噎废食，舍本求末，也是缺乏理性的，并在学界中非主流观点，不能成为实务中法官排除证人证言的理论依据。
（二）如何对证人证言做到谨慎排除。发现真实永远是证据制度首要目的，如果对《证据规定》的适用偏离了这一目的，我们就应当反思和纠正那种证据规则适用观。从严适用《证据规定》，机械理解甚至错误解读法律条文，从而在诉讼中排除证人证言的适用，无疑不利于查明案件真相：
首先，关于未出庭作证的书面证言效力问题。按《证据规定》的规定，即使是证人未出庭作证并不必然导致其书面证词无效，只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应认定该书面证词的效力。司法解释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也是呈宽容的态度，规定了五种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法官在适用此条时，应考虑到我国在证人制度立法内容的不完善，如证人权利义务的失衡，对证人经济损失的补偿和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保障的制度缺失等，充分理解证人不出庭的客观因素，宽松掌握“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对于确有困难无法出庭又不符合《证据规定》第56条1-4项的情形，不妨以该条第5项兜底条款“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来调整。有时也可以采取变通措施，可由证人在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庭陈述证言，或由当事人申请法官找证人核实书面证言。其实，“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的资格几乎没什么限制，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原则，对证据力的大小进行自由评判。对于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而出具的书面证言，如果我们一概排除其证据资格，与国际社会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背道而弛，就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
其次，关于未成年人的证言。因为未成年人主观上对作证的重要性难以把握，客观上易受外界的干扰，一旦作了伪证，也不便追究伪证责任，故实务中一般对于未成年人的证言，很多法官以年龄幼小等原因要么剥夺该类人员的作证资格，要么以“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不相符”为由对证言不采信。有的法官甚至“还倾向于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同于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从而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排除在证人范围之外”。 然而排除非成年人的证言，有时可能严重阻碍事实的查明，如某离婚案件中，李某因家庭暴力向丈夫陈某主张损害赔偿，李某现有证据只有身上的伤痕，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请。但诉讼中他们的孩子（一个8岁，一个11岁）均到庭证实陈某殴打李某的事实，且陈述打击部位与李某伤痕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剥夺小孩的作证资格，将无法查明事实，可能导致错判。知道案件情况是证人作证的惟一实质要件，将知道案情的未成年人的证词排除在有效证据之外，与证人制度的基本原理相冲突。
至于利害关系人的证言，并不是一律不具证明效力，只是其证明力小于其他证人的证言，但不排除以利害关系人证言定案的可能，如前文所述的拍卖纠纷案中，被告拍卖公司所提出的证人为拍卖师、记录员、现场保安和其他服务人员共7人，通过让他们分别作证，并在庭上由法官和对方当事人及律师询问，而他们的证词基本一致，法院便认定了其证据效力。其实，如果他们作伪证，总能在一些细节上找到矛盾之处，因为“证人”无论怎样的串通一气和精心谋划，不会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所以，不少法官认为利害关系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一律排除，将本应传唤到庭的证人排除在庭审之外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本应胜诉的当事人败诉。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把证人证言视为“洪水猛兽”，而应在诉讼中善待它，珍惜它，使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形式一起为发现案件真实，促进案件实体公正服务。
注释：
徐昕：《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证人在转型中国司法过程中的作用》，《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
齐树洁、张冬梅：《完善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思考》，《华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徐昕：《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证人在转型中国司法过程中的作用》，《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
参见廖中洪主编：《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第536页。
参见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9-290页。
李浩：《论民事证据法的目的》，《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张永泉：《民事诉讼证据原理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安徽省普通教育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普通教育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改革普通教育财务管理工作，管好用好普通教育经费，更好地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服务，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财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教育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财务制度，维护财经纪律，厉行节约，勤俭办学，努力提高办学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条 财务管理工作是普通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对财务工作的领导，并确定一位负责人分管财务工作，审批财务收支。
第四条 根据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原则和现行的财政体制，地、市、县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在同级财政部门核定的年度预算指标内，直接分配、管理所属学校的教育事业费；负责对所辖的各级各类学校经费安排、使用以及教育费附加的征收、使用工作进行检查、指导监督。
乡（镇）教育部门负责分配、管理所属学校的办学经费，提出教育费附加的使用方案，送乡（镇）财政所核定拨款。
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安排教育事业费预算，应按照《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保证做到“两个增长”。
教育事业费预算每年由财政部门核定后，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掌握使用。地、市、县教育部门直管的学校，其经费由教育部门直接下达到学校，区、乡（镇）所扇学校的经费，由同级教育部门提出安排意见，经财政部门核定后，年度预算指标一次下达到学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克扣、挪用学校经费。
第六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安排学校的教育事业费，应实行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分配办法，加强定员定额管理，把事业发展、招拿数量与经费分配挂起钩来。目前全面实行尚有困难的地方，应先在城市和县管中小学中实行。
综合定额包括教职工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人民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一般设备购置费和修缮费等。专项补助包括离退休人员经费、专项设备费、重点维修费、脱产进修人员培训费和待殊项目补助费等。
第七条 各级各类学校实行“经费包干，节余留用，超支不补，自求平衡”的原则，学校有权自主统筹安排使用预算经费。
第八条 各级财政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根据核定的年度预算招标和所属单位的分月用款调计划，照顾教育的特点，及时拨款。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按规定编报季报和年度决算报表。预算拨款属待结算资金，不得以拨代支，领款单位不得以领代报，各项经费开支，必须取得原始凭证方能结算。年终结余，应按规定办理结转手续，不准虚列支出或转移资金。
第九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按省财政厅关于《安微省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切实管好用好专项资金，并及时报告资金使用情况和使用效益。
第三章 预算外资金管理
第十条 预算外资金主要有：教育费附加、勤工俭学收入、学生缴纳的杂费收入、捐资助学收入、招生费收入、实验室对外开放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
第十一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所有预算外资金，都必须由财务部门统一管理，设立专户，并按照国家关于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保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和预决算制度，按照先收后后支、量人为出的原则，切实管好用好。不得将预算内资金转入预算外，也不得把预算外支出挤入
预算内报销。
第十二条 各项预算外资金收支按下列办法管理：
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应按规定征收，首先用于改善本乡（镇）的初中、小学办学条件，近期内主要用于校舍修建和课桌凳添置等；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
勤工俭学纯收入应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扩大再生产，用于师生集体福利和奖励的部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学生缴纳的杂费收入，全部留给学校，用于公务、教学业务等方面的开支。
捐资助学收入，除用于资助者商定的项目外，其余部分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招生费收入应用于招生开支的各项费用。
实验室对外开放的收入，应首先用于补偿消耗的水电，材料等费用。其纯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师生教学、生活设施等。
各项预算外收入必须按上述规定使用，不得擅自用于集体福利和奖励。不得私设“小钱柜”或转移资金。
第十三条 依照省人民政府关于《招收适龄儿童少年就业的处罚办法》所得的罚款收入，应按规定上交当地财政，由财政部门拨给教育部门，用于本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章 财产物资管理
第十四条 财产物资包括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材料。学校应建立财产物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固定资产和材料账册（含预算外资金购置的财产物资），并指定专人负责管理。财产物资的管理人员要力求稳定，工作调动时，应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
第十五条 固定资产和材料的采购、领发要严格按计划进行，并健全审核、验收制度，及时结报，定期检查核对。因盲目采购或管理不善造成浪费的，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属于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商品，按规定报批后，方能购买。
第十六条 学校固定资产的调拨、报废和残值处理等，应按分级管理的原则，报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处理。
第五章 财会机构和财会人员
第十七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设置财会机构，配备有一定政策、业务水平的专职财会人员，统一管理本系统的财会工作。乡（镇）教育部门要配备专职财会人员，统管本地的教育财会工作。
学校一般均应设立财会机构，规模小的学校可配备专兼职财会人员。非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不能担任财会工作。
第十八条 财会机构、财会人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财务核算，实行财务监督；
（二）拟订本单位办理财会事务的具体办法；
（三）参与拟订教育事业发展计划，考核、分析预算、财务计划的执行情况；
（四）办理其他财会事务。
第十九条 财会人员必须努力学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认真执行《会计法》和《会计人员职权条例》，刻苦钻研业务，忠于职责，勤奋工作，坚持原则，廉洁奉公。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负责人，要支持和保护财会人员履行职责。财会人员因忠于职守、坚持原则而受到错误处理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当责成所在单位予以纠正；对玩忽职守、丧失原则的财会人员，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责成所在单位予以撤换。
第二十条 教育主管部门要关心和加强财会队伍的建设，切实做好财会人员的培训提高和职称评定工作，保持财会人员的相对稳定。
第二十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财会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任免，财会机构的负责人和财会主管人员的任免，应经过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同意。
财会人员调动工作或者离职，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一般财会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财会机构负责人，财会主管人员监交。财会机构负责人、财会主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单位行政领导人监交，必要时由上级主管单位派人会同监交。在没有办好交接手续前，不得离职。
第六章 财务检查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 各级财政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学校的财务监督，及时了解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外资金收支情况，定期组织财务检查。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应依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予以处罚、处理。对侵占、克扣、贪污、挪用教育经费的，要限期如数追
回，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要依法惩处。
第二十三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对教育经费的检查、监督和审计。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地、市、县教育、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起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委员会、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1987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