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锦州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工作规则》的通知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锦州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工作规则》的通知
锦政办发〔2005〕10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中省直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锦州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工作规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六月十日
锦州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工作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切实保证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单位认真做好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以下简称“建议”）和政协提案（以下简称“提案”）办理工作，逐步实现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全国政协办公厅关于办理政协提案的意见〉的通知》及《辽宁省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工作规则》，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各承办单位要把办理建议和提案作为贯彻执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工作日程，加强领导，认真办理，做到件件有结果，事事抓落实。
第三条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紧密结合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认真地做好建议、提案的办理工作。通过办理建议、提案，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断改进各项工作，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二章办理工作范围
第四条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办理建议和提案的范围：
（一）本级人大代表、政协各组成单位和政协委员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期间，对同级人民政府所提出的书面建议和提案；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和政协常务委员会议或主席会议，对同级人民政府所提出的议案、建议和提案、建议案；
（三）上级或本级人大代表、政协各组成单位和政协委员在视察和调研中，对同级人民政府所提出的书面建议和提案；
（四）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建议和提案。
第三章办理工作原则
第五条坚持人民政府为人民办实事的原则。在办理工作中要讲实效、办实事，认真采纳和吸收建议、提案中的意见，努力为人民群众多解决实际问题。
第六条坚持依法办理、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办事。凡有条件解决的建议、提案要尽快解决，不得拖延；对因客观条件限制暂时难以解决的，要列入计划，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对超出本级人民政府职权范围的，应积极向上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反映；对确实无法解决的，要据实做出说明。
第七条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凡属于本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范围内的建议、提案，由本级政府及所属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办理；凡属下一级政府工作范围内的建议、提案，由下级政府负责办理；所有建议、提案，由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政府审定后答复；涉及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的建议、提案，由主办单位会同有关单位研究办理。
第四章办理工作职责
第八条各承办单位要确定一名领导分管建议、提案的办理工作，并设立相应工作机构或配备相应专（兼）职人员，负责建议、提案的具体办理和综合协调、检查指导工作。
第九条市和县（市）区政府在办理建议、提案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规章、制度、办法；
（二）及时把建议、提案分转落实到承办单位和具体承办人员；
（三）组织办理上级交办的建议、提案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来信、来函，并报告办理工作情况；
（四）负责指导所属各单位建议、提案的办理工作，加强督促检查，搞好综合协调，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办理工作；
（五）组织对所属各单位承办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承办人员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
（六）负责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况。
（七）负责向同级政协常委会议或主席会议通报提案办理工作情况。
第五章办理工作程序
第十条交办
（一）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结束后，市和县（市）区政府负责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部门要及时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协委员会有关部门沟通，通过联合交办会议形式共同将会议期间收集、确立的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和提案交由政府各有关单位办理，并提出办理时限和要求。
（二）涉及两个以上单位办理的建议、提案，要指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共同研究办理。
（三）省级以上建议和提案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办理。
第十一条承办
（一）各承办单位接到交办的建议、提案后，要逐件登记，按照政府提出的拟办意见，经本单位领导阅批后，指定专人负责办理。
（二）凡不属于本单位办理的事项，应及时向交办部门说明情况，并在接到建议、提案之日起10日内送回交办部门，不得自行转送或积压拖延。对时效性较强的建议、提案要随时办理。
（三）对所承办的建议、提案，一般应在接到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完毕；问题比较复杂的，最迟不得超过6个月；如需长时期办结的，应做出阶段性答复。
第十二条答复
各承办单位所承办的建议、提案办结后，要及时将办理结果以信函形式向建议人和提案者及时通报，同时抄送交办部门和同级人大或政协有关部门，答复函一式3份。
复函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本地实际向建议人和提案者作出客观答复，答复要做到实事求是，文字通顺，用语谦逊，言之有物。
（二）答复函须经本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审定、签字。涉及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和答复的建议、提案，由主办单位起草答复函，与协办单位协商、会签，然后答复。各承办单位不得委托下属单位答复。
（三）答复函要区别办理情况，注明办理结果。办理结果按“规则”第十七条的标准在答复函的右上角标明类型。
（四）正式函复建议人和提案者的同时，要附有“征求意见单”，征求建议人和提案者对答复函的意见。
（五）同一建议或提案，多位代表或委员附议的，要集中或逐一答复每一位署名的代表或委员；同一内容多位代表或委员 分别提出的建议、提案，可以并案办理，但建议与提案要分别答复。
（六）对省级以上建议和提案，承办单位要将办理结果报市政府办公厅，由市政府办公厅统一答复。
第十三条检查
市和县（市）区政府要经常对各承办单位的办理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并在每年的6月下旬对办理工作进行例行检查。
第十四条总结
每年承办的建议、提案工作完成后，承办单位要认真进行总结，及时向交办部门报送书面总结报告。
第十五条存档
各承办单位应将建议、提案办理情况及时立卷归档，以备查考。
第六章办理工作制度
第十六条市和县（市）区政府及各承办单位要建立以下制度：
（一）行政领导阅办制度。特别重大的建议、提案要提交同级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政府及各承办单位的行政领导要按照分工逐件阅批分管范围内的所有建议和提案，并从中筛选出重点建议、提案，亲自组织办理。
（二）责任制度。办理建议和提案，要实行逐级负责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明确责任。市和县（市）区政府及承办单位要建立领导分管、部门负责、具体人员承办的工作体系，各县（市）区政府要由常务副县（市）区长、市政府各承办单位要由主要领导作为办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做到件件有人负责，事事有人承办，确保办理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
（三）检查通报制度。市和县（市）区政府要定期检查和通报办理工作情况，对办理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彰；对工作推诿扯皮，不按时完成办理任务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要将办理工作结果列入承办单位政绩考核内容。
（四）牵头单位责任制度。涉及多个承办单位联合办理的建议、提案，以同级政府行政领导阅批时的第一个单位为牵头单位，其他单位为协办单位。牵头单位要主动与协办单位进行协商，协办单位要按照牵头单位指定的时限将协办意见报牵头单位。由牵头单位负责答复，并与代表、委员见面。
（五）政府行政领导审阅建议、提案答复函制度。各承办单位要将建议、提案答复函先行呈送本级政府分管行政领导审阅，分管行政领导同意后，再将答复函与代表、委员见面。
（六）追踪办理制度。建议、提案办复后，要加强督促检查，把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落到实处。特别是对已纳入计划逐步解决的问题，要进行追踪办理，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七）与代表、委员联系制度。各承办单位在办理工作中，要加强与代表、委员的联系，可采取走访或座谈等形式，了解建议人和提案者的意见和要求，共商解决办法。办复后通过见面方式征求建议人和提案者对办理结果的意见，确保与代表、委员见面率达到100%。
（八）联系网络制度。市和县（市）区政府办公部门要建立各承办单位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的姓名、电话等项资料档案，形成网络体系，以便加强联系，沟通情况，掌握进度，发挥整体效能，提高办理效率和质量。
第七章办理工作标准
第十七条对建议、提案的办理结果，按照A、B、C三种类型掌握办结标准。
（一）A类：解决或基本解决的，主要包括：
1.所提建议和意见被采纳，涉及的问题已经全部或大部分得到解决；
2.所提建议和意见被采纳，涉及的问题已按确定的措施、方案实施，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3.所提建议和意见已被吸收到有关政策、计划或工作之中，正在实施的；
4.所提问题与事实有出入，已据实作了说明解释的；
5.所提问题属询问性质，已作了介绍说明的。
（二）B类：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翌年即可采纳的，主要包括：
1.所提建议和意见可行，对涉及的问题已列入年度计划或中长期规划；
2.所提建议和意见可行，对涉及的问题已研究并提出解决意见，但需条件具备或适当时机才能实施；
3.所提建议和意见可行，对涉及的问题正在调查研究或拟定解决意见。
（三）C类：不能解决的，主要包括：
1.所提建议和意见，因受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限制，现阶段不能解决的；
2.要求解决的问题，因受国民经济计划、财力、物力等客观条件限制，近期内难以解决的。
第八章附则
第十八条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本规则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
刑事诉讼中证人怠于出庭的社会成因探究
申笑梅 刘 磊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邮编： 832003)
[摘要]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的几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合理。在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出庭问题逐渐成为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从“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角度出发，假定人为理性之人，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其社会成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从查阅到的法院汇总的资料显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1]（P6）
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干扰因素。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不理想的原因诸多，本文仅从其社会成因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证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关注而舍弃对法定义务的承担。
在分析民主、法治社会时，我们通常认为公民的纳税应该首先被用来提供安全和秩序——两种个人不能够生产(个人与国家相比，在生产安全和秩序两种产品上基本没有成本优势)的公共消费品。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所面对的历史遗留的现实是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外国反动势力又在不断压制、威胁着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央财政税收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从而使司法部门的投入长期短缺，制约了他们提供安全和秩序的生产能力。短缺之下掩盖着社会公民之间对公共安全产品享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们在各阶层内部较平等的分布，在阶层之间则是不平等的供给。同级的干部享有差别不大的公共产品，但对比他们上级、下级或普通群众之间，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是大不相同。有职务、有实权的人物占有更多的安全保证和服务之类公共产品，而普通大众则在履行完纳税义务的同时，却不得不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合法方式努力保护着自己。现实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高级领导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贪污、腐败案件中，鲜有省、市级领导出庭作证的。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最好的官员都会因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
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这种情形是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验证：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在长时间内、多次相同的社会互动中积累的出庭后果，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再经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进行自然筛选，得出了个人理性的最终选择。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象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证人出庭的法定性中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这样又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呢?
（二）中国人情社会千年积淀下来的巨大世俗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依靠着社会心理的惯性在阻碍证人的出庭作证的行为。它严重干扰了证人的理性决断，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深刻地制约着证人的作证行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论述过，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关系网就象是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一颗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离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再往后是亲戚朋友，以次类推，直到离自己最远的一圈。每个人都是一颗石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只对圈子里的人信任、扶助，对圈子之外的人时刻怀有戒心；而圈里的人遵守着同样的规则(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和推行的道德准则)，对他也信任、扶助。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人际关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在生活着。刑事案件中常见的情况是：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往来密切，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破坏了“交互利、兼相爱”的准则（这种“利”或许很自私，这种“爱”或许不受法律保护）。现在还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长时间的生活习惯侵化到我们的思想中，形成了“意蒂牢结”，控制了我们的思维、行为，使我们不得自由思考行事。于是，出于人类运用理性的“冲动”和追求“自由”的天性，我们便要对旧思想进行“祛魅”，加以理性的批判（批判仅指一种理解和扬弃，是理性反省理性自身的过程）。通过批判思想才能获得独立，如此我们就可以与时俱进，将自己的观念纳入到现行的社会制度文化中去，形成自觉地依法行事的新观念、新风尚。但我国目前尚处于也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模式尚未建立之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赖着延续已久的社会人际关系生活着。若为了出庭作证而破坏了这种美妙的和谐，后果往往是证人与原有的生活关系决裂。在证人脱离了旧有的生活模式，又不能进入新的生活时，等待他的只是在新、旧生活之间长久的徘徊。这时谁又来保障证人的权利?相应的法律救济又在哪里?相应的道德鼓励又在哪里? 这是“谁之正义？何之公正？”
（三）证人作证的价值属性被忽略。证人之所以成为证人，是因为他拥有并掌握他人所不知而又需要的、关于案件的情况，正是因为他人不知，这种情报具有的稀缺性，稀缺性正是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价值产生的本源；正是因为他人需要，这种情报所具有的价值使证人的作证具有的商品的属性。并且该情报会因为需要的强烈程度不同，其价值形态随之相应波动。在我国，证人内在的价值被社会大众强烈的道德召唤感和使命感淹没了、冲淡了，我们以法律的名义强制他人放弃本该享有的正当利益，去服务于正义的事业而不予补偿，这种观念、行为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强调的价值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在经济上非但没有利益机制的驱使，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其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都是可实际考量的。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四）证人作证意识薄弱。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其中是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为过；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反而不敢出庭。
另一方面，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启蒙阶段过短，公民也没有亲历百年的法治环境的生活积累，没有先天形成对法律的虔信。对法律的虔信有双重含义：一是通过理论验证后所得到的内心确信，二是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总结得出的对法律不可动摇的信任。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讨论证人怠出庭作证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法律的虔信导源于我们对法定义务的明确承担，而不是借口服从于人性弱点的必然律就回避它；但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公民难以实现内心的确信。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向法院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
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存在随意性，也让想出庭作证的人无所适从。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
(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具体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其次，亲历社会生活的经验和通过人际传播、新闻媒介获得的关于证人出庭的案例，难以让一般社会大众满意，社会大众难以从中获得对出庭的相关法律制度及人员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由于目前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并未提高到现行刑诉法所要求的水平上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长期的低薪和司法独立的不完全，影响了司法工作人员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深同情和理解, 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走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直接导致了辩护人和证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和信念产生根本的动摇。证人逐收回了对法律的忠诚，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由此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在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以上所有的探讨皆建立在笔者对刑诉长时间的思考之上，这种思考只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或许是残缺的，但它是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直面现实、勇敢思考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