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虽然刑讯逼供已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这种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如何在立法及司法中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象，已是当务之急。应当分析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危害，参照国外相关立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等一系列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希望能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体制及证据规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刑讯逼供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者精神折磨的方法，以逼迫并获取口供的行为。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力度的增大，一系列刑讯逼供事件被曝光，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虽然刑讯逼供已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仍无法禁绝，这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应当在参照、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揭示刑讯逼供的根源、危害，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的危害是潜在的、严重的。一般说来，刑讯逼供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刑讯逼供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利都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限制或者剥夺。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刑法也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所以，刑讯逼供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
（二）刑讯逼供可能造成冤案、错案。刑讯逼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遭受种种痛苦，最后不得不承认一些虚有的罪行，以换取片刻的自我保全。“要求一个人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这就是想混淆一些关系；想让痛苦成为真相的熔炼炉，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蕴藏着检验真相的尺度——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犯罪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1]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导致错案冤案的主要原因。
（三）刑讯逼供容易造成积案、疑案。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时，往往把精力用于对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围绕口供花费过多的时间，耽误了收集其他证据的有利时机。使有些证据因为时间久而灭失，难以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即使勉强得到一些口供，也会因为案件其他证据不足而口供时而不一，使得案件扑朔迷离，造成解不了的积案，或者难以认定和处理的疑案。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原因
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封建社会法律规定，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讯是封建司法官吏获取证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现在还有些办案人员认为：只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点“苦头吃”，就会开口招供，就会有证据，就能破案。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流毒所致。
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有些办案人员认为，哪个警察不打人？那些高度法制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警察也搞刑讯逼供。如有报纸报道，美国的大多数警察都搞过刑讯逼供。因此，有些侦查人员认为，刑讯逼供只要没打死人，就不必大惊小怪。
3.刑讯逼供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强制权利的产物。[2]在纠问式诉讼中，审问者的角色由消极的裁判者转化成为积极的追诉者，诉讼的目的就是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犯罪行的供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证据，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3]
（二）刑事诉讼制度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根本原因
1.我国并没有确立实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受有罪推定残余思想的支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此规定可简称为“人民法院判决定罪原则”或“罪从判定原则”。该原则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某些合理因素，但绝不是国际普遍适用的无罪推定原则。因为真正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严格的证明责任，它首先设置了一个“对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应视为无罪”的假定。而“罪从判定”原则主要的目的在于统一定罪权，强调只有人民法院才有审判权，因此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之前的诉讼地位问题。[4]这就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过程中很多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同时，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司法人员的思想中。所谓有罪推定原则是指对被告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对待。依照该原则，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侦查人员就会自认为“有权”采用某些“适当”的办法使其认罪，由此必然导致刑讯逼供。
正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罪从判定”原则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加之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受有罪推定的影响较深，致使司法工作人员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认为坏人就是该打。诉讼地位在法律上的丧失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2.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5]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而在我国，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还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交代的权力。因为判断回答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掌握的，一旦他们认为回答不合其预断，就难免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他们预期的口供。
3.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得不够完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对采用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虽然也规定了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但又规定人民检察院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三）程序、立法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1.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拘留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自行决定批准逮捕，其他强制措施和专门性调查手段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从法律规定来看，除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批捕外，其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隐私等强制性调查手段的行使，无一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我国现行侦查结构的重大缺陷，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2.逮捕和羁押不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即羁押。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逮捕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羁押，最长可达7个月。逮捕和羁押之间不必经过任何司法审查。二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意味着他在侦查阶段将完全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逮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3.对受害者救济程序不畅通，对实施者惩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刑讯逼供行为为犯罪，但由于其产生的特定环境、特定主体，使得此类案件的处理流于形式。
刑讯逼供发生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其主要目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收集其他证据，争取顺利结案。同时，刑讯逼供又是侦查人员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中“运用”自己的“职权”进行的，所以往往受害者告状无门，万一有了纰漏，受害者也难以举出证据，受害者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刑讯逼供的实施者更是有恃无恐。[6]
三、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加强和改革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的请示的通知
公安部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加强和改革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的请示的通知
公安部
国务院同意公安部《关于加强和改革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目前，许多城市的道路建设和改造跟不上交通发展的需要，交通管理的方法和装备也很落后。因此，出现交通堵塞、秩序紊乱、事故增多的情况。希望各地区重视解决这个问题，要结合城市的规划与改造，进行统筹安排、综合治理，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落后状况，以适应四化建
设的需要。
关于加强和改革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的请示
现将城市交通管理工作情况和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请示报告如下：
（一）
近几年来全国城市交通管理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关怀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少城市颁发了一些地方性的交通管理法规，加强了交通管理工作，许多地区还把整顿和改善城市交通秩序，列入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容，交通民警在维护交通秩序方面，也发挥了积
极作用，从而提高了通行能力。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落后的交通管理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
一是目前城市交通堵塞，交通秩序乱，事故多的状况比较突出。群众对行路难、乘车难、开车难和停放车辆难的反映十分强烈。交通事故所带来的伤亡和经济损失相当严重。
二是城市道路建设、改造速度同城市人口和车辆增长不相适应。例如：南京市解放后三十多年来，自行车和机动车分别增长三十七和四十五倍，城市人口增长一点八倍，而道路只增长一点一倍。对现有的道路也管理不善，影响了通行能力。
三是交通法规不够完善，管理方法不科学。目前的交通法规是五、六十年代制定的，有些内容已不适应新情况的要求。管理水平还停留在一般的路面指挥，不能科学地组织交通流量。
四是交通指浑系统不灵，装备陈旧。交通指挥基本上靠手工操作，执勤民警缺乏必要的装备和交通工具，车辆技术检验手段落后。
五是交通警力和队伍素质同担负的任务不相适应。建国以来，城市人口和各种车辆都成倍地增长，但交通民警的数量增加不多，有些城市反而减少。由于警力严重不足，很多急需设立交通岗的路口、路段不能设立。交通干警队伍老化严重，文化程度、业务水平和管理效能都很低。
（二）
搞好城市交通管理，保障安全、畅通，是促进四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整顿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公安机关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综合治理的方针，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切实做好交通管理工作，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交通管理的落后状况，积极
而又有步骤地实现交通管理的科学化，技术装备的现代化，交通民警队伍的革命化、正规化，开创交通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正在和准备采取如下措施：
一、健全交通法规，狠抓科学管理，不断改善交通秩序。要逐步改革我国人、车混行的交通方式，实行交通分流。加强交通流量调查，充分利用现有道路。要大力加强交通安全宣传，争取新闻、广播等部门的配合。各单位保卫、安全部门，以及治安保卫委员会要做好本单位职工的交通
安全教育和车辆安全检查。
二、为适应现代化城市交通管理的需要，公安部和北京、天津市公安局正在组建交通管理科研所，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也要在“七五”计划期间，建立城市交通管理的科研机构，逐步形成全国交通管理科研协作系统。积极应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科学技术，逐步建立交通
通讯指挥系统和控制中心。
三、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交通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做好机动车辆管理工作。各级公安机关要建立、健全车辆管理机构，认真做好机动车检验和驾驶员考核工作，健全各项安全制度。有条件的城市要试办驾驶学校，逐步向专业培训方向发展。
四、加速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和装备现代化的交通民警队伍。要在交通干警中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增强干警的法制观念、群众观念，自觉清除特权思想，做到严格管理，礼貌待人。执勤的交通民警要逐步装备交通通讯工具、检测仪器、事故处理用
具、武器警械等。交通民警数量不足的问题，将在公安队伍增编数中逐步加以解决。
（三）
为实现城市交通的综合治理，亟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加强对城市交通综合治理的领导。搞好城市交通不仅是个管理问题，而且涉及城市规划、道路扩建、改造以及安全教育等各个方面。这些都不是公安部门所能解决的，必须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北京市建立了市政委员会，天津市建立了交通委员会，上海市建立了整顿交通办
公例会。都有一位市的领导同志负责，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组织协调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的各项工作。这些做法可以推广。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要当好当地人民政府的助手，在综合治理中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
二、要把城市道路的建设和改造，统一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去。对城市交通的综合治理，要有长远观点。在制定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时，应吸收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参加。根据城市的发展统一规划城市交通，把道路的合理布局、道路系统健全和道路改造以及公共停车场的改造、
扩建等，列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在目前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要多搞一些工程小、投资少、见效快的小改小建项目，解决一些影响交通的紧迫问题。今后新建临街大型建筑、公共场所和大型住宅区，要配套建设相应的停车场（库），公安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城市停车场（库）的建筑
规范标准，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执行。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现有道路的管理，严格控制违章占用和随意挖掘。凡需临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要经市政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三、要保证必要的城市交通管理设施和装备经费的开支。长期以来，城市交通管理设施和交通民警装备经费开支的范围和渠道不明确。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城市的发展，交通管理的范围和任务逐步增大。为了迅速改变目前城市交通管理设施和装备的落后状况，需要进一步划分和明确城
市交通管理设施和装备管理的开支渠道，保证必不可少的开支。鉴于城市交通设施和交通民警装备经费开支，涉及基本建设投资、公安支出、城市维护费等几个资金渠道，应根据新的情况，由公安部提出意见与国家计委、财政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商定，经费开支渠道的
具体划分办法，另行下达执行。今后新建或改建城市道路，应该同时建设必要的交通管理设施，列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四、要在中、小学校中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目前在中、小学生中发生交通事故较多，多数是由于不懂交通规则，不能自觉遵守各项交通管理规定所引起的。因此，交通安全教育必须从中、小学生抓起，从小培养他们遵守交通秩序的良好道德。经商教育部同意，将交通安全教育列入中、
小学的有关课程并结合课外活动进行安全教育。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有关部委和各地参照执行。
1984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