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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圭宇




在当今世界上，但凡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在其宪法当中都会确立一项特殊的制度，即对总统的弹劾程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监督总统更好地履行宪法职权，发挥其在国家宪政结构中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对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以期达到它与国家权力结构中其他各项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与制约。
俄罗斯联邦宪法上的总统弹劾制，同样与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俄罗斯联邦总统制，溯源于苏联解体前所实施的总统制，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产物。1990年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法，它通过修改补充苏联宪法第127条等内容，在苏联历史上首次确认了总统制。至于当初设立总统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通过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方法来强化对国家法律和其他国家决定的执行机制，以保障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现行宪法。它确认了俄罗斯联邦现行的总统制，即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同1991年时的总统制相比，现行俄罗斯联邦总统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在国家宪政结构中凌驾于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这三权之上，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处于主导地位。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1条就明确宣称，“俄罗斯联邦总统享有不受侵犯权”。甚至，和实行典型总统制的美国相比，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其总统弹劾制度。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之规定，俄罗斯联邦弹劾总统的根据在于“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把之前《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宪法（基本法）》曾规定“违反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法律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誓词”这一弹劾根据予以删除。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弹劾程序，宪法做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包括国家杜马提出弹劾指控、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对国家杜马提出弹劾指控的认证和联邦委员会通过弹劾决议这三个重要阶段。不仅如此，在每一个阶段，又有更为严格的步骤和时间限制，致使宪法上规定的这个总统弹劾程序变得“无法实现”。可以说，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确认了一个比美国总统弹劾制更难以实现的总统弹劾制。正是由于该总统弹劾程序的极其严格性，时至今日，在俄罗斯联邦宪政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正式的总统弹劾案。
俄罗斯联邦历史上这唯一的一次总统弹劾案，发生在叶利钦总统时期。1991年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之后，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并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当时，围绕宪法草案的内容，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民主派”一方曾与以苏共为首的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以叶利钦主导下的宪法草案获得通过而告终。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新通过的宪法规定了资本主义宪政制度原则，指明了把俄罗斯改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前进方向，宣布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性质为“实行共和制的民主的、法治的联邦国家”。为此，俄罗斯联邦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阵营视其为叶利钦主导下的“罪恶制度”，以至于对其深恶痛绝。不仅如此，在叶利钦担任两届总统期间，俄共以各种理由（比如，俄罗斯联邦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等）多次要求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并以对叶利钦提出弹劾指控相威胁。
最终，在1999年5月，国家杜马中的俄共等左派以1991年签署和准备实施“别洛韦日协议”、1993年“十月事件”、1993年-1996年在车臣实施军事行动、导致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衰败和镇压俄罗斯人民这五个罪名正式对叶利钦提出总统弹劾指控动议。结果，国家杜马未能就上述五点指控中的任何一点获得其全体代表的2/3多数票赞成，因此，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夭折在了总统弹劾程序第一阶段当中的第一步骤，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1999年5月15日，国家杜马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指控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尽管现行宪法是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的，但它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的，基本上代表了俄罗斯民众的意愿和选择。至于在俄罗斯联邦设立总统制，一则是全民公决决定的，二则是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在经济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出现了经济动荡的局面；在政治上，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刚刚独立，面临地方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威胁，政治动荡，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联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去引领俄罗斯联邦实现平稳过渡，因而就不会允许通过弹劾程序轻而易举地变换总统，以免出现政治动荡。
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同时，它还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多发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就必须要维持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前后毅然决然选择实行总统制，而且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性地位。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修改了现行宪法，把总统任期由四年延长至五年，也充分彰显了总统在俄罗斯联邦政治生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俄罗斯联邦总统制以及总统弹劾程序在社会转型期的运作实践，揭示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一个强有力领导力量在国家政治转轨中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经验，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转型期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上的转轨、经济上的转型、文化上的弥合、社会上的矛盾，在法治和宪政建设的道路上，要注意政治力量对其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还要反对激进主义，坚持循序渐进的进路。我们应该加强对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建设与改革的研究，因为它既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革命政治”，也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法治（宪法）政治”，而不妨称之为“转型政治（学）”。目前，中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尤其需要加以重视！
论抢劫罪中主犯与从犯的认定

董振宇


　　究竟如何认定共同抢劫罪中行为人的作用是主要还是次要，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混淆甚至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主犯与从犯认定中的随意性，并进而影响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本文结合一般理论具体论述抢劫罪中主从犯的认定。

一、认定共同犯罪中主犯与从犯的一般理论【1】

　　我国现行刑法第26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这是我国刑法关于主犯的法定概念。根据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将主犯分为两种，即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以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我们认为，概括来讲，所谓“起主要作用”是指共同犯罪人对共同犯意的形成、共同犯罪行为，以及共同犯罪的危害结果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分别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具体说明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从主观上来看，主犯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成共同犯罪故意，并使之强化。具体而言，包括：（1）发起共同犯罪的犯意，即共同犯罪中的造意行为或教唆行为。由于这种行为是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根本原因，其对共同故意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2）策划共同犯罪的行为，即选择犯罪目标、制定犯罪计划的行为。它包括制定共同犯罪行为的计划，以及制定行为实施后如何逃避刑事责任的计划。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一样，也有预谋与突发之分。有预谋的共同犯罪通常更易达到既遂，因为共同犯罪行为实施之前的策划行为避免了共同犯罪人的盲目行动，为犯罪既遂奠定了基础。此外，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的策划行为，在心理上坚定了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意志，这也是策划行为不可忽视的一个功能。从客观上来看，主犯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共同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起的决定和推动作用，包括：（1）纠集共同犯罪人。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行为，这是共同犯罪的最基本条件，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2）指挥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无论是简单共同犯罪还是复杂共同犯罪、一般共同犯罪还是犯罪集团，要想使犯罪行为构成既遂，协调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使其有效地作用于犯罪对象是必不可少的，实施指挥行为的人无疑属于主犯。（3）共同犯罪的积极参加者和主要实行者。这类共犯在共同犯罪中虽然不担任组织、指挥、策划的职能，但是他们实施犯罪行为的积极性明显高于一般共同犯罪人，应认定为主犯。（4）对犯罪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将主、客观两方面的作用相结合，就可以准确地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从这个法定概念可以看出，从犯包括两类共同犯罪人：
　　第一，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次要实行犯。这类共同犯罪人虽然直接实施了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但是在整个犯罪活动过程中较之主犯所起的作用要小，主要表现在：不主动发起犯意，在共同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积极性不高，行为强度不大，对造成犯罪结果所起的作用不大或根本未对犯罪结果有任何作用，等等。
　　第二，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根据分工分类法，这类犯罪分子实为帮助犯。这类共同犯罪人不直接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只是为共同犯罪的实施准备工具、创造条件，包括犯罪行为实施之前的帮助行为和犯罪行为实施时的帮助行为。通常表现为准备或提供犯罪工具，排除犯罪障碍，指示犯罪地点和犯罪对象，打探和传递有利于犯罪实施和完成的信息，在犯罪实施过程中把门望风，等等。

二、抢劫罪中主犯与从犯的特殊性

　　认定主犯与从犯的一般理论与共同抢劫罪中主犯与从犯的认定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辩证法告诉我们：第一、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另一方面，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联系而存在。
　　第二 、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共性只是包括个性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个性总是许多自己独有的特点，这是共性所包括不了的。
　　所以，在分析共同抢劫罪时，我们既要注意到一般理论也要注意其具有的特殊特点。
　　（一）笔者认为共同抢劫罪中主犯主要有两类：
　　第一、在事前共谋的共同抢劫犯罪中，首先提出犯意者，策划、指挥犯罪活动者通常为主犯。无论其在具体实施抢劫中具体行为作用大小均应认定为主犯。也就是说，即使具体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亦应认定为主犯。
　　第二、在犯罪共谋阶段虽然随声附和，但在具体实施抢劫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亦属于主犯，这类主犯的实行行为通常强度较大、手段残忍、技巧熟练。对犯罪结果的作用较大，是造成犯罪结果的主要原囚。
　　（二）共同抢劫罪中从犯主要也是主要有两类：
　　第一、在共同抢劫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
　　根据分工分类法，这类犯罪分子实为帮助犯。这类共同犯罪人不直接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只是为共同犯罪的实施准备工具、创造条件，包括犯罪行为实施之前的帮助行为和犯罪行为实施时的帮助行为。通常表现为准备或提供犯罪工具，排除犯罪障碍，指示犯罪地点和犯罪对象，打探和传递有利于犯罪实施和完成的信息，在犯罪实施过程中把门望风，等等。
　　不到抢劫现场，没有直接对受害人实施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方法的行为且不是犯意提出者、犯罪组织者应该是认定该类从犯不可缺少的两个特征。
　　第二，在共同抢劫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笔者不赞同以行为人实施抢劫过程中的积极性，作为衡量抢劫中起“主要作用”还是“次要作用”的标准。因为是否积极、积极地程度，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很难考察。有时在共谋时行为人可能有某些顾虑，但经他人教唆，怂恿最终参加抢劫，很难说在抢劫中是不积极的。我不否认其能反映其主观恶性，对量刑有一定影响。但作为衡量抢劫罪主从犯的标志未免模糊不清，难以把握。
　　刑法理论告诉我们：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不是停留在其大脑中纯主观思维活动，他必然要支配行为人客观的活动，这样必定会通过行为人一系列的活动客观活动起来。所以，笔者认为只要行为人在抢劫过程中实施了某种行为，就可以推知其态度是积极的。
　　抢劫罪与其他犯罪客观方面有明显区别，我们从抢劫罪的概念可以体会出来：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强占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方法，强行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抢劫罪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方法。构成抢劫罪客观方面最轻的表现是胁迫。非法强占为目的当场使用胁迫手段即能构成抢劫。因此，笔者认为在共同抢劫过程中对受害人实施胁迫行为如有语言威胁或手里有刀、棒等作案工具足以让受害人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就应认定为主犯。行为人有语言威胁或手里有刀、棒等向受害人示意，即可认定为抢劫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而没有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方法的行为，只是受人指使跟着到犯罪现场或协助拿一些钱物，可以认定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

三、列举几个共同抢劫中从犯认定案例，以供研讨。

案例1：宋某门口望风认定从犯案
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5）州刑初字第11号
被告人：宋某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8月13日21时40分许，被告人宋某伙同付红旗（另案处理）窜至肇州县肇州镇和平街新风旅社，付某用刀向旅社老板朱某左前臂扎去，至朱轻微伤，同时令朱把钱交出来，这时在场的李某（朱的表妹）见此情况跑出报警，宋某害怕警察来，到旅社门口为其望风，当场抢走朱某人民币1028元。后被告人宋某分得赃款100元，付某分得赃款928元。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宋铁东犯抢劫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无视法律，伙同他人，采取暴力手段抢劫公民财物，其行为构成抢劫罪，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对其应当从轻处罚。

案例2：借手机给抢劫犯以从犯论处
2008-05-04 《扬子晚报》
案情：2007年8月13日早，许雪朋利用自己担任酒店保安的便利，对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某酒店出纳员古女士和另外两名女同事实施抢劫，共抢走人民币13.8373万元。
劫案发生后，警方抓获了案犯许雪朋。警方查明，8月11日晚，许雪朋告知堂弟许晨光，他们将要对酒店出纳员小古实施抢劫，并借用其手机与同伙联系。8月12日、
13日，许晨光两次将手机借给许雪朋。
法院认为，许晨光在明知道他人要实施抢劫的情况下，仍提供作案工具——手机，应认定是抢劫犯罪的共犯。
2008年5月2日，广东中山市人民法院认定许晨光为从犯，同样犯有抢劫罪，依法判处其1年6个月有期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