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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视角定位

欧锦雄


　　刑法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陆法系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说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说。英美法系的代表理论为：双层次因果关系说。前苏联和我国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说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和非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在这些因果关系学说里，不少学说备受人们推崇，但是，由于犯罪现象纷繁复杂，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客观联系千奇百怪，因此，备受推崇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说、双层次因果关系说以及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等因果关系理论均只能较为模糊地论述各自的主张，这些理论抽象地阐释了各自的因果关系理论主张，似乎在客观上解决了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只要遇到了稍为复杂的、与因果关系有关的疑难案件，司法人员就会束手无策，或者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用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来阐释案件。对于同一种案件，若用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来阐释，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导致执法的不统一。为了使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更明确、更具操作性，我们有必要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刑法因果关系可分为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和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在下文中有时简称“事实因果关系”）是指在现实的刑事案件中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产生的因果关系。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下文中有时简称“法定因果关系”）是指刑法规定的、法定危害行为引起法定危害结果产生的因果关系模式。因果关系是否是犯罪构成的构成要件？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重心是法定刑法因果关系？还是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这两个问题是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必须搞清的基础问题。
　　我国刑法学的通说将因果关系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因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主要是研究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我国通说从事实角度研究刑法因果关系，它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客观基础。任何人只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如果自己的行为与危害结果无因果关系，就缺乏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可见，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的作用表现在：它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它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前提基础。研究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到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科学判断标准（即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具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才算是具有了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以及准确地判断行为人是否具备了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通说将因果关系完全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并将事实的因果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的做法是值得商椎的。
　　对于因果关系是否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的问题，有三种主张，第一种观点认为，因果关系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的基本要件，第二种观点认为，因果关系并不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只有当已经造成了物质损害结果，才发生因果关系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任何犯罪构成中，都不存在因果关系要件（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71页。）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并未明文规定有因果关系的内容，而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因此，因果关系不是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必要要件。
　　基于前面原因，我国刑法学通行的观点是将因果关系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的，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并从事实上来研究刑法的因果关系。若仅从事实上研究刑法因果关系，我们将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某罪的犯罪构成中的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才算具有刑法因果关系呢？若按我国通说仅从事实上研究刑法因果关系，那么，由于没有一个判断的基准，就只能凭各种各样的学理解释来确定，这样，其结论将会五花八门，得不出完全让人信服的结论。
　　笔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法律问题。犯罪构成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的规格和标准。在犯罪构成里，其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联系才能构成该罪或者才能构成该罪的既遂，这应该在刑法条文中明文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明确性原则的要求。目前，许多国家的刑法（包括我国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里法定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形式，而是将法定危害行为与法定危害结果因果关系形式交由法理解释来解决，这既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导致了刑法因果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
　　为了更好地解决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应将刑法因果关系纳入刑法规范，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些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在立法上明文规定。从规范角度研究刑法因果关系，实际上就是研究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
　　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犯罪构成因果关系。有一些直接故意结果犯在犯罪构成要件上规定必须出现法定危害结果才构成犯罪，对于这些犯罪来说，它们不存在犯罪未遂、预备、中止，例如《刑法》第142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劣药罪即属于这种情况。这些犯罪的犯罪构成的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定罪因果关系，因此，可称其为“犯罪构成因果关系”。间接故意结果犯、过失结果犯的犯罪构成中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属于犯罪构成因果关系。
（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对于许多直接故意结果犯而言，它们存在犯罪未遂、预备和中止的未完成形态，即使未出现法定危害结果，也可以构成该直接故意犯罪。因此，在这些犯罪的罪状中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判断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预备、中止的要件，而不是判断其危害行为是否构成该罪（即判断犯罪性质）的要件。法定危害行为才是判断其犯罪性质的要件。因为这些犯罪的罪状中的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既遂的因果关系，因此，可称其为“犯罪既遂因果关系”。
（三）法定定量因果关系。在一些犯罪的罪状里，在基本的犯罪构成之外还规定了一些加重法定刑的情节，基本犯罪构成里的法定危害行为与这些加重法定刑情节中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未影响到该罪的成立，也未影响到既遂和未遂的判断，但是，它影响到量刑的轻重。因此，其因果关系可称为“法定定量因果关系”。例如，在《刑法》第238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情况中非法拘禁行为与致人重伤之间的法定因果关系应属于法定定量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属于定罪的因果关系，它是一些犯罪中判断是否构成该罪的构成要件；犯罪既遂因果关系是一些犯罪中判断行为是否构成既遂的要件；法定定量因果关系是判断是否适用加重法定刑的要件。
　　在法定刑法因果关系里，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是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重点和难点，因此，本文着重研究这两种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在后文的论述中，如无特别的解释，那么，“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特指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
　　从法律规范角度研究刑法因果关系可以及早解决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立法化问题，一旦刑法因果关系立法化问题得到解决，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就有了明确的规格和标准，这将有助于司法人员准确地解决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可见，只有在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得以解决后，事实的因果关系才容易得到解决。为此，我们研究的重心应放在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上。

(节选自《刑法的辩护与批判》，欧锦雄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题目为摘录时增加。作者：欧锦雄，刑法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原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与原法条相比，该条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学界普遍认为，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入法，体现了我国司法的进步，有利于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及防止刑讯逼供。实务界则将此视为对传统办案模式的挑战，相当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披上了一道“护身符”，为侦破案件，特别是审讯工作增加了阻力和困难。

　　一、如何正确理解“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一）“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内涵。“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又称任何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反对自证其罪、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反对强迫自我归罪、拒绝自陷于罪等等。该原则最早起源于英国，《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其表述为：“要求政府在没有被告人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的情况下证明其犯罪，尽管该特权仅仅保护言词证据而不是诸如笔迹和指纹等物证。任何违背其意愿被传唤到证人席的证人都可以求助于这一权利，无论是在审判程序、大陪审团听证程序中，还是在调查前的程序中，但当证人自愿作证时，该特权则被放弃。”“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应包含以下含义：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提出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他证据，司法机关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司法人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人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愿意，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由此可见，该原则实质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强迫陈述的权利及自愿供述与否的选择权。

　　国际司法准则及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都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作出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通过强迫、拷问或威胁所得的口供或经不适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均不得作为证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

　　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理解关键在“强迫”二字。既然该原则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强迫陈述的权利及自愿供述与否的选择权，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选择主动供述，也可以选择不供述。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不供述时，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不得强迫其供述。“强迫”的外延包括直接使用体罚的强迫，也包括间接地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别无选择境地的强迫，前者如刑讯逼供、威胁、诱骗、使人疲劳、饥渴等等，后者如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对不供述者或不配合追诉者，施以某种严重不利或制裁效果，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不供述。有学者从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对“强迫”的方式进行综合界定：“从主观方面来看，强迫行为一定要有获取口供的主观故意。也就是说，强迫行为与口供的获取之间一定要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客观方面来看，确定强迫的客观标准为：一是强迫行为能够直接促使对方产生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且行为本身能够令对方直接产生痛苦；二是造成的疼痛或痛苦必须达到剧烈的程度，如果是一般轻微的暴力行为，严厉的教育等，并不因此而当然构成强迫。”笔者认为，这个界定标准对认定何种情形下构成“强迫自证其罪”具有可操作性。

　　（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沉默权”。有学者认为，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规定“沉默权”，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就等于“沉默权”，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在美国，“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规定得比“沉默权”也要早。1791年美国《宪法》就已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司法原则，但直到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判决中确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后，沉默权才真正浮出水面。而且沉默权在英美等国也是受到一定质疑和限制的，法律也历经多次修改，同时需要很多其他的配套措施。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尚不适合在法律中引入沉默权。因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中，口供对于证据认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检察机关在侦查“一对一”的贿赂案件中，口供显得尤为重要。引入沉默权虽然会起到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效果，但遏制刑讯逼供不是非得引入沉默权不可，也可以通过采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同步录音录像等其他措施遏制刑讯逼供的现象。

　　（三）“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如实供述”。修订后的刑诉法增加了“不得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这条规定，但同时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有人认为，在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是互相矛盾，会导致“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形同虚设。但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办案人员不得强迫嫌疑人供述罪行，但可以通过劝说或教育等方式让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犯罪嫌疑人可以选择如实供述，也可以选择不供述。一旦犯罪嫌疑人选择如实供述，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对其从宽处理。也就是说，我们不强迫犯罪嫌疑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我们鼓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并明确告知其如实供述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二、如何在“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下开展讯问

　　（一）做好讯问前准备工作。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将会对办案实践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在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中，更多地证人和嫌疑人会选择沉默，这对办案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也对办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办案人员应该正确应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挑战，既要高度重视，也不能被其束缚手脚。首先，要转变执法理念和办案模式。要牢固树立证据意识、人权保护意识。改变过去过份依赖口供的思想，变传统的“由供到证”办案模式为“由证到供”。其次要更加高度重视初查工作。要改变过去在初查过程中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的传统模式，要以线索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全面、系统的初查活动。要将关口前移，确保在初查阶段就开始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全力突破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依赖性，逐步形成职务犯罪案件“零口供”侦查模式。再次，要充分做好讯问前的准备工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讯问前尽量掌握最多的信息，以此作为震慑、制服对方的工具。一方面尽可能细地把握案件已有的证据材料情况，包括举报材料、已获取的证据及对待查的事实和待取的证据进行预测和判断。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包括对方的背景资料，研究对方的特点。要在了解其成长经历、为人表现、家庭和社会关系、社交圈、待人处世态度、特长、性格、嗜好、弱点等基础上，预测其对讯问的心理态度，以便有针对性地确定对策。

　　（二）权利告知。新刑诉法更加强调保障人权，要求办案人员在正式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包括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如实回答提问的义务和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同时，根据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

　　（三）禁止非法讯问。新刑诉法第五十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都严禁非法讯问，对于以上述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要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在讯问时注意把握讯问语言，讯问时不能采用威胁、恐吓的语言，禁止使用“不讲就对你不客气”之类的话。同时，讯问中要注重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不能搞刑讯逼供，也不能无原则的许诺。

　　（四）讲究谋略。讯问谋略是针对不同的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灵活运用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讯问方法。凡是没有为法律所禁止的讯问方式和方法，就可以作为讯问谋略予以实施。就讯问的方法和手段而言，法律所禁止的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因此，诸如批评式、劝导式、示证式、帮助回忆式的讯问方法，当然可以作为讯问谋略予以运用。

　　总之，新刑诉法中诸如“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规定，肯定会对今后的办案工作带来挑战。但作为办案人员，一方面应该高度重视，在办案实践中不断完善措施，积极应对。另一方面要消除恐惧心理，依法、理性、文明地开展讯问工作。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