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与判决的冲突与平衡
——论基层法院民事案件调判结合办案方式之完善
作者:王宏
论文提要：
调解与判决作为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两种主要方式，相比较而言，调解是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化解矛盾彻底、效率高、成本低、人性化等诸多优势。提出“调判结合”，就是强调调解和裁判都是人民法院调处民事纠纷、定纷止争的手段，其目标都是案结事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然而，在各级法院强化调解的进程中，笔者也发现，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调解制度的设计无法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使得调解与判决在结合中出现了冲突。有的法院给审判人员下达强制性的调解率指标，并将此作为实现“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这种无视审判内在规律的片面化、极端化做法，使基层法官对“走回头路”产生了困惑，甚至迷失了方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如何在调解与判决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将调解与判决各自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结事了，的确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基于此，笔者从调解与判决的立法定位出发，厘清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剖析调解与判决的冲突所在，针对基层法院的现状及审判模式，提出符合审判规律的调判结合机制的建构设想，以求对进一步规范、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及审判实践有所裨益。全文共计8756字。
以下正文：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司法原则，以定纷止争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全国法院审结的民事案件中，有30.41%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其中一审民事案件调解和撤诉率达到55.06％。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7年3月13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会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众多全国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体在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都把“调判结合”作为这份报告的“亮点词”之一。“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司法原则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一原则的提出，对于人民法院如何加强诉讼调解，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运的历史意义。三年来，全国各级法院通过更新调解理念，改进调解方法，创新调解机制，有效地发挥了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调解与判决作为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两种主要方式，相比较而言，调解是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化解矛盾彻底、效率高、成本低、人性化等诸多优势。提出“调判结合”，就是强调调解和裁判都是人民法院调处民事纠纷、定纷止争的手段，其目标都是案结事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然而，在各级法院强化调解的进程中，笔者也发现，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调解制度的设计无法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使得调解与判决在结合中出现了冲突。有的法院给审判人员下达强制性的调解率指标，并将此作为实现“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这种无视审判内在规律的片面化、极端化做法，使基层法官对“走回头路”产生了困惑，甚至迷失了方向。基于此，笔者从调解与判决的立法定位出发，厘清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剖析调解与判决的冲突所在，针对基层法院的现状及审判模式，提出符合审判规律的调判结合机制的建构设想，以求对进一步规范、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及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一、 民事诉讼调解与判决的立法定位
（一） 调解的立法定位
民事诉讼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由法院主持，当事人自愿协商，就其民事权益争议达成协议，经法院确认后终结诉讼的活动。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机制，调解的立法定位应属民事诉讼制度，是民事讼案的审理方式与结案方式，因而从制度运作到法律效力均迥异于诉讼外的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其他调解。
《民事诉讼法》第九条将调解列为诉讼原则之一，而在第八章(第八十五条至第九十一条)又作了细化的操作性规定。从中可归纳出调解的以下法律特征：1、法院主持，区别于当事人自行和解；2、以自愿与合法为基本原则；3、法院调解书及不需要制作调解书时的调解笔录由当事人签收或签字后即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4、作为一项原则性制度贯穿应用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与各阶段。
（二）判决的立法定位
民事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依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或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定。1对于民事判决立法定位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层含义：1、民事判决意味着国家审判权的行使，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集中体现，也是法院审判职能的体现。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公权力对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认，从而使国家法律在具体案件得到贯彻执行，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2、从当事人方面来说，民事判决是对原告起诉所作出的国家性回答，特别是本案判决以构成诉的内容的“诉讼上的请求”作为判决的对象；23、民事判决是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终局性的判定，3体现了“司法最终解决 ”原则。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法律的范围上得到了解决。对于已作出的判决，当事人不能再向法院提起诉讼；4、民事判决是当事人和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程序的本质特点是“过程性和交涉性”。4这一过程应当遵行正当程序原则，在当事人主导的诉讼中，判决的事实依据原则上应当是当事人主张提出并经充分的辩论的案件事实和证据，判决的法律依据必须是宪法、诉讼法和实体法，判决的客观范围必须限定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之内。
（三）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无论是民事诉讼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定位长期以来都是人们所争论的话题。调解在我国立法与司法传统中历来被作为优良传统得到推崇，几乎覆盖判决而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被国外誉为“东方经验”。从立法沿革看，我国长期来实行的是判决与调解的双轨运行，但是两者的主次轻重及调解观念却有流变。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二字方针，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始终奉行“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方针。这一阶段，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以调解为主导性审判方式，判决在民事审判中处于次要地位，导致法院的审判功能得到很大的削弱，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诉权，更损害了审判的权威性。基于此，在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将“调解为主”方针修改为“着重调解”原则，就是要求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立足于调解解决，能够用调解方式结案的就不用判决方式结案。5这在一定程度淡化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主导地位，但仍然保持着调解优于判决的基本格局，审理案件的判决方式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91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正式法典颁行，其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此后，法院调解被学界称为“合法自愿调解阶段”。6这一变化反映了调解相对于裁判由高度强势渐趋于规制并行，标志着民事诉讼立法目的开始从片面关注法院对纠纷的解决向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方面转移。7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调解民事案件，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对调解的程序进一步规范，完善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设立了答辩期前进行调解的规则，明确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调解协议的生效方式。2005年3月，肖扬院长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就人民法院如何开展诉讼调解工作提出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告诉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就是：调解和判决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商事纠纷的基本形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8
二、民事诉讼调解与判决的冲突所在
（一） 法官在“调判合一”中的角色冲突
在同一诉讼结构中，民事诉讼纠纷既可调解又可判决，主持调解的主体与主持审判的主体是同一人或同一合议庭，这时，法官具有了双重身份，9法官既是调解人又是判决者。在诉讼调解中扮演调解人的法官，虽说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但他与一般调解者不同之处是他的身份具有潜在的强制力量，因为当调解不成时最终将以判决解决纠纷。实质上，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其强制力量已突破自身领域进入所谓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的领域。这时调解者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调解者，而是与判决者具有质的联系，调解者的中立性与判决者的决定性相冲突已非常明朗。这一角色间的冲突正是调解与判决之间发生其它冲突的渊源。法官在同一诉讼结构中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官在调审结合的模式中要想正确地把握自己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作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10在具有潜在强制力量的调解中，当事人总是权衡调解与即将判决这两种结果，妥协和让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时决定调解本质的“合意”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合意”，甚至沦为“恣意”，调解的自愿原则就会被扭曲和虚化。正如李浩教授指出的：将调解与判决两种性质上迥异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共同作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法，将它们一同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由此造成了两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法院调解的现实与立法者设置调解制度时预期的理想状态发生断裂。同时又造成了诉讼制度的变异，使实体法与程序法对审判活动的约束双重软化，使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预定目标出现较大的偏离。11
（二） 调解任意性与判决规范性的冲突
民事诉讼过程有两条程序线平行运行，即调解程序线和审判程序线，二者在程序上具有质的不同。在“调解型”程序结构中，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力被极大的削弱了。因为调解本身就是一种灵活的，非程序化的处理案件的方式。正如戈尔丁所说，“尽管我们期望坚持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所习惯的民事诉讼还具有一种更大的流动性和非正式性特征”。12而在“判决型”程序结构中，程序法具有极强的约束力，无论是审判的方式、步骤，还是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的作出，法官都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则操作，否则就有可能因为程序问题而推倒重来。更重要的是,调解程序不能上诉，缺乏程序监督机制。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但是，提出证据证明又在法院审查属实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再审的必然，比上诉要艰难得多。但判决的后面还有上诉和再审程序的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限制在尽可能狭小的范围内，其监督制约性比调解的监督制约性要强得多。因此,诉讼中一旦适用调解，就与判决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也正是调解程序的任意性与判决程序的规范性的冲突，给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调解者(法官) 的非法调解提供了宽松的空间。
（三） 调解让步性与判决保护性的冲突
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调解都是在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的让步性调解，常常要付出牺牲一方甚至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代价。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法院调解发生在诉讼中，就应以判决作为参照的标准。而一旦以此标准来检验诉讼中的调解，就可发现让步大多数是单方的。“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为代价的，所以，即使是调解中的让步都是当事人自愿作出的，也仍然存在着对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13另一位民法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调解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14而民事审判权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任何一个起诉者在决定求助于法官的时候总不会期望法官减损自己的利益，而是借助诉讼向法院讨个公正的说法和全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如果当事人双方均不愿作出任何让步妥协，尤其是原告不让出部分实体权利，调解就无法达成合意。法律的实施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是法律的特征之一，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不是法律。判决就是这种强制力的最直接体现，它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和对具体法律关系的立场态度。因此，同一诉讼过程中的调解与判决共存是同一诉讼结构中相矛盾的两个因子。“偏重调解与强化民事权利的保护是一种逆向关系，诉讼愈是倚重调解解决民事纠纷，偏离民诉法确定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目标就愈远。”15
三、 基层法院调判结合机制的建构设想
（一）对调判结合机制的总体认识——以构建民事调解制度与规范为基点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是和谐司法的重要内容。它是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仅符合当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诉讼意识，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和谐的理想。近年来，人民法院确立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方针，反映出法院对调解的一种认识转变，调解的价值和功能得到了更新的解读。对待这种传统的资源，解构显然不是一种好的办法，而适应社会需求进行重构则完全是可能的。16笔者也认为，我国调解制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完善和改进，充分发挥其功能，而不是淡化或取消。在重构民事调解制度与规范的进程中，应当把握以下几个思路：一是应科学合理运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民事诉讼法》第85条关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的规定，在理论界与实务界歧见纷呈，大体可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查清是非是调解工作的基础和依据，只有掌握了案件事实，才能判断是非，分清责任，防止法官“和稀泥”式的调解或强制调解；否定说则认为，“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不应是调解的前提条件。调解的本意就是调和矛盾、化解纠纷，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解决纠纷不伤和气的目的。17笔者赞同的观点是，对此问题不宜一概肯定或否定，而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法院在庭审前进行的调解、家事纠纷案件以及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的协议，在坚持自愿与合法的原则下，可不必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为前提。但在庭审过程中进行的调解和二审、再审程序中进行的调解，则一般应遵守“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18这样，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就可以及时地作出判决，实现调解与判决的衔接；二是应界定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的关系。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诉讼权利的准则。19该原则体现和维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也构成对法官和审判权的制约。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和法院的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分立与制约的关系。处分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是指审判受诉和诉的要素的约束，其运作不能随意背离或超越诉之范围。审判权对处分权的制约，即法院根据法律和社会公益依职权对当事人的行为予以干预。由于目前我国立法对此未作出比较清晰的界定，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出现突破处分权的“恣意调解”或突破审判权的“以判压调”现象；三是要真正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在进入民事诉讼之后，选择调解还是审判，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这也是自愿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要求。鉴于目前基层法院民商事案件日益增多，法官审判负担异常繁重的现状，应当对调解程序的启动作一阶段性的划分。在审前准备阶段，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时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若双方都同意调解，便可进入调解程序，这实质上就是由当事人启动调解程序。进入审判程序后，要启动调解程序，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双方提出书面申请，在法官主持下进行调解，法官居于中立、消极地位，调解不成则及时判决。同时，应限制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次数，规定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以免个别当事人借调解来拖延诉讼，增加对方当事人的讼累和诉讼成本。
（二）调判结合机制的理想模式——以相对的“调判分离”模式为视角
为了解决调解与判决在同一诉讼程序结构中的冲突，提出调判分离是近年来探讨诉讼调解问题必论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竭力推介西文国家立法例所规定的调审分立模式，一度法院内主流的意见是“调判分离”，即将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完全分离，各司其职，调解与审判互不影响。但是，至少在制度上完全采用这种思路仍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在大量简易案件的基层法院中，调审分离显得有些不切合实际。因为，这样必然会影响到调解的时机和效率，也会影响到当事人和解达成的效果。 笔者认为，选择相对的“调判分离”模式较为可行。鉴于立案庭和审判庭的职责分工、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各地法院的实践经验，可以在审判庭设置相应的调解合议庭，根据民事纠纷案件类型和复杂程度，对婚姻家庭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案件，规定必须经过庭前调解程序处理，即将调解重心前置，调解不成的才能转入审判。形成以庭前调解为主，以其他诉讼阶段的调解为辅的庭前调解模式。通过调解与庭前准备的有机结合，实现“调解中的准备”和“准备中的调解”。所谓“调解中的准备”，即在庭前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通过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案件事实，区分出案件无争议的焦点和有争议的焦点，从而在调解不成时，让有争议的焦点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同时，承办法官在庭前调解过程中，通过双方证据的交换，还可实现对涉案证据与相关事实的固定，使双方对有争议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在审前达成共识，从而避免所有证据材料一概在开庭审理时出示、质证、辩论，使宝贵的司法资源浪费在事无巨细的事实调查中，而造成诉讼的迟延。所谓“准备中的调解”，即在这种庭前调解的模式下，承办法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审前准备工作，如前述整理双方当事人争点和证据等，在这种准备的过程中，使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诉辩主张有了更加清晰和理性的认识，法官适时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并提出合理的调解方案，双方容易接受。这种相对的“调判分离”模式，实现了审前程序与开庭审理在诉讼阶段上的“繁简分流”。既强化了庭前准备功能，又抓住了最有利的调解时机，在证据和事实已经初步清晰，当事人对抗尚不强烈的情况下，调解成功率高，省略了后续的开庭审理等诉讼阶段，缩短了诉讼周期，既提高了调解运用比例，又充分发挥了调解化解矛盾，修复当事人关系的作用。
（三）调判结合机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为目的
“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强调的是民事审判方法的统一和目标的一致。调解和判决都是解决纠纷的法定形式，两者相辅相成，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手段，任何过于贬抑一方或褒扬一方的做法，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带来不利的后果。只有因案而异，因势利导，合理地运用判决或调解方式结案，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才真正符合立法者的本意，案件处理也才能取得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调判结合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始终把握住审判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案结事了，即要彻底化解矛盾平息纠纷，做到定纷止争，胜败皆明。从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角度出发，一是要坚持调解与判决并重的原则。诚然，由于调解在不少价值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谋而合，在当前的大背景下，我们应更为重视调解，更强调调解，但也不能因此就冷落了判决。对于法院和法官来说，调解和判决都是调处民事纠纷，定纷止争的手段，手段本身不是目的，不能搞调审分立，甚至搞调审对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既可以根据自愿运用调解方式，也可以运用判决方式，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适用。即使当事人愿意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法院也不能久调不决，调解不成或当事人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作出判决。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这才是是最具理性的选择；二是设置调解救济程序，增强调解的规范性。调解在多数情况下是当事人妥协的结果，对于权利人来说就是放弃部分权利，其目的也在于尽快取回自己的利益。因此，应当允许并鼓励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附条件、设担保和约定处罚性措施，当义务人不能按照调解书规定的方式履行义务且调解书没有约定不利于义务人的条款时，权利人一方有权申请撤销调解协议，请求法院迳行判决或开庭审理，以此来取消承担义务一方取得的、由对方当事人让步而形成的利益，制裁在诉讼中“假意调解”的欺诈行为。救济的另一方面就是要为第三人建立调解异议制度，如果当事人的调解协议规避法律、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第三人应享有请求法院撤销调解协议的权利，现实生活中，借起诉和调解将有效资产转移给关联人，使其他债权人得不到清偿的情况层出不穷，设立调解异议制度，可以减少类似的现象，防范道德风险。21同时，还应赋予当事人相应的程序异议权。当事人认为法官在调解中违反自愿、合法原则，滥用审判权的，有权提出异议，当事人行使异议的可以导致调解程序终止；三是构建科学的法官审判业绩考评指标。为了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与管理，2004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法院推行了审判质量效率统一指标体系及其考评机制，22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证明这套指标考评体系对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法官审判业绩的考评提供了指标依据。如将民事案件调解率作为一项指标考评以后，对法官加强调解、提高调解率产生了极大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但笔者也注意到，有些法院和法官因为片面追求调解率指标，出现了违法调、强迫调等不正常现象。近一段时期，调解结案的案件申诉率上升，当事人自动履行率下降。少数案件虽然是调解结案，但调解主文含糊不清，无法执行，有的甚至损害了其他当事人利益，这些所谓调解非但没有做到案结事了，反而造成了不少麻烦。因此，在法官审判业绩考评指标的设置上，还应当注重对案件质量指标的考评。判决案件的质量要重视，调解案件的质量同样也要重视，应把调解后当事人自觉兑现调解协议的比率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引导法官去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案结事了。
结语：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是人民法院确立的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民事司法手段与民事司法目标的高度和谐统一。坚持调判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民事审判的必由之路，既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从本质上说，调解和判决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两种手段，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制基础上，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服务的，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般而言，两者之间应不存在冲突。但是，调解和判决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案件的方式，在适用对象、法律程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差别和矛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如何在调解与判决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将二者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结事了，这的确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笔者坚信，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和当事人理性程度的提高，随着法律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随着社会自治的成熟和社会观念的转变，民事诉讼调判结合机制将会得到不断的解读、重构与创新，素有“东方经验”美誉的诉讼调解制度必将散发出耀眼的法治光芒。
参考文献
1 江伟：《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2 [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3 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4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5 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
6 章武生：《民事诉讼法新论》，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7 纪敏：《强化诉讼调解 力争案结事了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人民司法》杂志社2006年第9期，第6页。
8 肖扬：《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人民司法》杂志社2006年第10期，第6页。
9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
淮安市政府关于印发淮安市城建档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政府
淮安市政府关于印发淮安市城建档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淮政发〔2006〕7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厅、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淮安市城建档案管理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淮安市城建档案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中的作用，促进我市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根据《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江苏省城建档案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形成、管理、利用城建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细则。
本细则所称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声像等不同载体形式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关的资料。
第三条 城建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确保城建档案的完整、准确、安全和有效利用。
第四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建档案工作的领导，把城建档案事业列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保证城建档案机构、人员和经费的落实，使之与城乡建设事业协调发展。
第五条 淮安市建设局是市人民政府城建档案行政主管部门，业务上接受同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县（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同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实施有关城建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编制并组织实施城建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
（三）制定、实施城建档案工作的具体业务标准和技术规范；
（四）负责城建档案工作的业务监督和指导；
（五）组织并指导城建档案工作的理论研究和科研工作，负责城建档案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淮安市城建档案馆（淮安市城建档案管理处）是城建档案管理的专门机构，受市建设局委托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接收和保管城市规划区内形成的具有永久和长期保存价值的城建档案与相关资料；
（二）对接收进馆的档案资料进行科学的系统管理，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科研等工作提供服务；
（三）广泛征集、收集各门类城建档案资料，利用声像、影视等手段，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有关档案资料的积累和收集，不断丰富馆藏；
县（区）城建档案馆（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的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等业务工作，并对城建档案的形成、管理等工作进行技术业务指导。
第七条 从事城建档案工作的人员应当忠于职守，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取得上岗资格。
第二章 城建档案的接收范围及移交要求
第八条 凡具有永久和长期保存价值的下列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档案材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按本细则要求向城建档案馆（室）移交。
（一）各类城市建设工程档案：
1、工业与民用建筑档案：包括工厂、电站、仓库和住宅、办公、文化、卫生、体育、商业、金融、保险、社会公益事业项目等工程档案；
2、市政及基础设施工程档案：包括道路、广场、桥梁、涵洞、给水、排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城镇照明、供电、电信、 广播电视、环境卫生等工程档案；
3、园林建设档案：风景名胜建设工程，包括公园、游乐园、动物园、纪念馆、城市绿地、风景名胜区、纪念碑、城市雕塑等工程档案；
4、环境保护工程档案：包括环境治理项目、自然保护、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等工程档案；
5、城市防洪、防震、人防工程档案；
6、村镇建设工程档案：包括建制镇、集镇的市政公用设施、公共建筑工程档案；
7、军事工程档案资料中，除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外的穿越市区的地下管线走向和有关隐蔽工程的位置图。
（二）城乡规划、管理建设过程中各专业管理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
（三）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计划方面的文件、科学研究成果和城市历史、自然、经济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第九条 应当由城建档案馆（室）接收的档案，其形成单位按下列时限移交：
（一）建设工程档案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3个月内移交；
（二）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在本单位保管1至5年后及时移交；
（三）其它城建档案按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限移交。
第十条 不属于第八条规定范围的城建档案，由形成单位整理归档和保管，并在3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室）报送城建档案目录。
第十一条 向城建档案馆（室）移交的档案，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档案资料应齐全、完整、准确、系统、字迹工整，有利于长久保存，案卷质量应当符合《江苏省城建档案案卷质量标准》规定的要求；
（二）档案资料应当是原件；
（三）竣工图图样清晰，与建筑物实体相符，并加盖竣工图章；
（四）内容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第十二条 凡产生城建档案的单位，必须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城建档案管理的规定，做好城建档案材料的收集、管理和利用工作，配备专人负责。要把城建档案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归档工作列入相关规章制度和有关人员的职责范围。
第十三条 凡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类建设工程均应当编制建设工程档案，并实行建设工程档案登记制度。
建设单位在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同时，向城建档案馆（室）进行工程档案登记，签订《江苏省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与施工监理单位签订建设工程合同时应当明确收集、编制、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责任、要求等内容。
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当明确专人负责档案管理工作。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及合同的约定，编制、移交建设工程竣工图及其它建设工程档案。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附有建设工程竣工图及其它建设工程档案。监理单位应当及时收集、整理在工程建设监理过程中形成的档案，并在竣工验收前移交建设单位。
第十五条 对列入城建档案馆（室）档案接收范围的工程，建设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前15日，应当提请城建档案馆（室）对工程档案进行专项验收。专项验收合格后，由城建档案馆（室）出具《江苏省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意见书》。建设单位在取得《江苏省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意见书》后，方可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竣工备案时，应当查验 《江苏省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意见书》。
第十六条 在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3个月内，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建档案馆（室）移交一套符合规定要求的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凡建设工程档案不齐全的，移交单位应当按城建档案馆（室）要求的期限和内容进行补测、补绘后报城建档案馆（室）。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移交的建设工程档案符合要求的，由城建档案馆（室）出具《建设工程档案接收证明书》，加盖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城市建设档案接收专用章，并载明建设工程项目名称、移交单位、案卷总数、接收验讫、档案存管机构等内容。
第十八条 新建 、改建、扩建、迁建和恢复建设的房屋建筑，房产管理部门在审核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时，应当核验建设工程档案接收证明，《建设工程档案接收证明书》列入房产产权产籍档案。
第十九条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和测绘所形成的档案，应当在普查和测绘工作结束后3个月内移交城建档案馆（室）。
对城市管线进行局部变更、改造的，建设单位应当据实修改、补充和完善原工程档案，绘制现状图，并在变更或改造结束后3个月内及时向城建档案馆（室）移交。
对弃用、停用的管线，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报城建档案馆（室）备案，城建档案馆（室）应当及时做好相应的档案信息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各单位自行保管的城建档案，在建筑物、构筑物产权转让时，应当同时移交。
建设工程停建、缓建的，其建设工程档案由建设单位负责保管，单位撤销的，其建设工程档案按有关规定办理移交，并向城建档案馆（室）备案。
城建档案馆（室）应当加强对城建档案的形成、积累、整理归档和移交工作的指导，确保城建档案的完整、准确。
第三章 城建档案的管理与利用
第二十一条 在城市的道路、管线及其附近地段进行开挖、爆破、钻探等施工活动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到城建档案馆（室）和有关部门查清该地段的地下管线分布情况。
第二十二条 城建档案馆（室）对接收或者收集的档案资料应当及时登记、整理、编制检索工具，做好档案的保管、鉴定、统计、编研、保护和利用工作，对破损或者变质的档案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第二十三条 城建档案馆（室）及其它形成、保管城建档案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保密制度，严防档案散失和泄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销毁城建档案。
第二十四条 禁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城建档案。城建档案复制件的交换、转让和出卖，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城建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档案所有者可以向城建档案馆（室）寄存、捐赠或者出卖。
第二十六条 保管城建档案应当有专用库房，库房应当保持适当的温度和湿度，有防盗、防火、防水、防强光、防潮、防尘、防污染、防有害气体和有害生物等措施，并具有相应的抗震和抵御其它自然灾害的能力。库房面积应当符合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城建档案工作业务规范的要求。
新建或者改建档案库房，应当执行《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第二十七条 城建档案馆（室）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档案用品和装具，逐步配备温湿度自动控制、监控、计算机、声像等设备，实现城建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
第二十八条 城建档案馆（室）的馆房建设、设备购置等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日常经费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
第二十九条 城建档案馆（室）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可以开放的档案目录，并根据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需要，编制必要的检索资料和参考资料，向社会提供服务，其收费办法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凭身份证、工作证或者介绍信等有效证明，可以利用已开放的城建档案，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经有关部门和城建档案馆（室）同意，可以利用已开放的城建档案。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和奖励：
（一）在城建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管理和提供利用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二）在城建档案理论研究和科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的；
（三）将重要或者珍贵的城建档案捐赠给国家的；
（四）在非常条件下，为抢救、保护城建档案表现突出的；
（五）同违反档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它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细则第十三条规定，不办理建设工程档案登记手续的；
（二）违反本细则第十六条规定，不按规定补测、补绘建设工程档案的；
（三）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造成损失的。
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按照本细则规定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江苏省工程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损毁、丢失、涂改或者伪造城建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自2006年7月1日施行，《市政府关于印发〈淮阴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淮政发〔1999〕45号）同时停止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