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罪案的立案标准
于 朝
内 容 提 要
立案标准，包括立案的法律标准、材料标准和手续标准。
关于法律标准，本文根据新刑诉法第８３条和８６条规定，认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和“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是法定的立案标准。提出立案的对象是事件和立案的法律标准中含查明案件事实这一要件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出现法定的事件时，即应当按照法定管辖立案侦查，而无须待查明犯罪嫌疑人或询问犯罪嫌疑人后再立案。另外，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不可能直接体现出其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打击效果。只能作为对检察机关工作量大小的统计指标，而不能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依据。
关于材料标准，本文根据立案的法律标准，提出根据案件来源区分不同的立案材料标准。其中：在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到情形中，立案材料必须是能够说明某一犯罪事实的确实发生，或者证实犯罪嫌疑人不如实说明案件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在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立案的情形中，材料本身必须能够说明（注：不是必须证实）有犯罪或可能系犯罪的事实存在。同时认为现行的两种观念和作法需要转变：一种观念和作法是，立案时必须获取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另一种观念和作法是，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立案前的调查（即“初查”），以便收集能够证实有犯罪事实的证据，建议取消初查制度。
关于手续标准，本文认为，立案的审批手续应当恢复检察长（或经过授权的分管检察长）审批制；在立案的文书手续方面，采用《立案请示报告》既可，废除《立案决定书》。
本文对“初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著文：
立案，是刑事诉讼活动开始的标志。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立案的多少，可以反映出该机关的工作量和在打击经济犯方面工作的主动性。但多年来，由于对立案标准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检察人员在立案观念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最显著的表现是以立案多少作为考察政绩的主要指标、立案材料要 求过高、立案手续复杂化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不正确诉讼观念的长期影响，致使“初查”等无法律依据的诉讼活动“合法化”。
本文将主要就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进行立案的法律、材料和手续等标准问题进行粗浅的讨论，同时，也对现行的一些具体作法提出质疑，旨在为新刑诉法的贯彻实施做些探索。
一、关于立案的法律标准
立案的法律标准，是指诉讼法律中关于对哪些事件在何种情形下应当由诉讼机关实施刑事诉讼立案活动的规范。
新刑诉法第８３、８６条规定了刑事立案的两种情形： 一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二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在遇有这两种情形时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进行刑事立案，这便是刑事诉讼立案的具体法律标准。
从检察机关管辖侦查的经济罪案角度讲，笔者个人对上述标准的理解是，第一种情形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或进行法律监督活动中，发现有非本案的经济犯罪事实或者经济犯罪嫌疑人，且依法属于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范围的，应当直接立案侦查。第二种情形则是指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立案侦查。这两种立案情形的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案件来源不同，前一种情形的案件来源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或其他法律监督活动中直接发现的；后一种情形的案件 来源则是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二是确认需要立案的事实内容和程度不同，前者必需是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方应当立案侦查，而不是检察机关认为存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后者则无须确认犯罪事实的存在，而只要通过审 查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应当立案。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是，立案的对象是事件。立案，是指将犯罪或者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列为刑事诉讼内容的诉讼活动，是诉讼活动开始的标志。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有两类事件可以作为立案 的 对象，即已“发现犯罪事实”的犯罪事件和“发现犯罪嫌 疑人”或者“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为 犯罪的事件。在这两类事件中，已发现属于犯罪的事件，并不一定能够确认犯罪嫌疑人；而可能为犯罪的事件中，客观上并非必定存在着犯罪事件，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也不一定 实施了犯罪。由此而言，第一，在已经发现或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既使尚未确认犯罪嫌疑人，也应当立案，第二，对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立案时，无须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已实际实施了犯罪。
二是，立案的法律标准中不含查明案件事实这一要件。立案的法律标准中只所以不将查明案件事实作为必备要件，这主要是因为立案仅是侦查活动的开始，而查明案件事实是 侦查活动的基本任务。经过侦查，可能能够查明案件事实，也有可能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查明案件事实；查明的案 件事实，可能是犯罪事实，也可能不是犯罪事实。正是因为立案后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侦查结果，所以，新刑诉法才规定了撤案、不起诉和起诉等若干处理诉讼结果的方法。司法实践也表明，只有在侦查破案后才能确认相关的犯罪嫌疑人。
明确上述两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检察机关在发现经济犯罪的犯罪事实或认为有经济犯罪事实时，即应当按照法定管辖立案侦查，而无须待查明犯罪嫌疑人或询问犯罪嫌疑人后再立案。其二，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不可能直接体现出其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打击 效果。由此而言，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只能作为对检察机关工作量大小的统计指标，而不能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依 据。为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需要建立立案保密制度，对立 案及撤案情况作为机密处理，对外只公布破案情况，同时，将破案数量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依据。
二、关于立案的材料标准
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检察机关立案必须占有一定的立案材料，以作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和“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立案依据。这里需要探讨的是，立案材料达到什么程度才能符合法定立案标准的需要，这便是立案的材料标准问题。
由于法定的案件来源不同，所以关于立案的材料标准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进行讨论：
在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到情形中，由于案件主要来源于检察机关办理的其他案件，而立案时又需要确认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因此，立案材料必须是能够说明某一犯罪事实的确实发生，或者证实犯罪嫌疑人不如实说明案件所涉及的相关事实──而这些事实可能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前者比如在检察机关在调查某案件涉及款项的去向时，发现公款已为某人实际非法占有的材料；后者比如发现公款已被某犯罪嫌疑人占有，但该嫌疑人拒绝说明公款用途或其所说的公款用途经查系编造的材料。
在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立案的情形中， 首先，材料本身必须能够说明（注：不是必须证实）有犯罪或可能系犯罪的事实存在，例如公共资产被利用职务便利非 法侵吞、或发生了内盗、内骗；贿赂财物已缴付；存在与贿赂有关的重大经济损失；存在可能系贪污、贿赂所得的巨额款物等。其次，材料所反映的内容必须具有可查性。
在研究未来经济罪案的立案材料标准时，现行的两种观念和作法需要转变：
一种观念和作法是，立案时必须获取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从新刑诉法有关侦查规范的条文看，检察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犯罪嫌疑人自首，交代犯罪事实，二是预审。这里“自首”是指自认为其已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主动到检察机关交代其所认识的犯罪事实，对此，检察机关只需通过审查其所讲明的事实，是否属于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可立案或不予立案，而无须查证其所述 是否为事实。根据新刑诉法第９０条规定的精神，“预审”是指在经过案件侦查后，确认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时，为了核实已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而进行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 诉讼活动。显然，“预审”是除自首以外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唯一法定方式。但是，由于预审是侦查开始以后的诉讼 活动，所以，检察机关（只可能在办理其他案件中以询问证人的方式获取间接口供）在立案以前，除自首情形外无法取 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因此，检察根据报案、控告和举报途径获取立案材料进行立案时，无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现行的立案必须获取口供的认识和作法如不进行改变，新刑诉法生效后，将会使许多案件不能依法进行侦查。
另一种观念和作法是，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未能证实犯罪实际发生的情形进行立案前的调查（被称谓“初查”），以便收集能够证实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根据新刑诉法第８２条规定：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法进行专门调查属于“侦查”的范畴，将这种专门调查置于立案以前，显然是违 法的；其次，由于立案是刑事诉讼的起点，因此，新刑诉法未规定立案前收集证据的方式方法。检察机关如果在立案前进行证据收集活动缺乏相应的办案手段。第三，检察机关建立初查制度的依据是，刑事立案时必须以客观存在着犯罪事实为前提，但实际上正如前述，我国刑诉法中对举报途径的立案只规定了主观认识标准，并未要求客观上必须实际存在犯罪事实才能立案，所以，建立初查制度的并没有法律依据；第四，由于没有法律依据进行“初查”，必然会导致需要采用一些侦查手段不能使用或滥用。从司法实践看，这种立案前的专门调查已实际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基于上述几点，笔者个人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取消初查制度。审查立案材料应当主要采用书面审查方式，必要时，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更详细的立案材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法实践中，为了确定管辖分工或举报材料的某些内容（如案发单位和嫌 疑人是否存在等），需要到有关单位了解情况。笔者认为，由于这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因而与上述讨论的初查制度无关。
三、关于立案的手续标准
立案是开展刑事诉讼活动起点，也是将某事件列为诉讼对象的标志。因此，立案必需办理相应的诉讼手续。
探讨立案手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应当办理的审批手续，即由谁来确认诉讼开始的问题。二是应当办理的文书手续，即采用什么文书来记载诉讼开始的问题。
立案的审批，包括负责审查立案材料或发现犯罪事实的办案人员请示立案和具有批准立案职权的检察官批准立案两个过程。立案请示不涉及法律制度，而批准立案则涉及到检察官的职权问题。根据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规定的检察官职责，笔者个人认为，检察长或经过授权的分管检察长即可以批准一般案件的立案。遇有重大、疑难问题时才需要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再由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批准立案。在现行刑诉法执行初期，大部分检察机关对立案实行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审批制，即一般案件由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批准即可立案侦查。到８３年左右，刑事立案只针对犯罪事件的认识逐步被接受，且绝大部分案件立案后就进入公开侦查， 某些基层检察机关为了把好“立案关”，将所有经济罪案的立案均交由检察委员会或检察长会议批准立案。８４年以后，这种立案审批手续被当做经验在全国推行。目前全国大多数基层检察机关均实行检察委员会批准立案制度。同时，对于犯罪嫌疑人为人大代表的案件立案还需要报人大常务委员会 审批。但从司法实践看，这种繁杂的立案手续（办案人至少进行两次以上的立案请示汇报）带来的弊端较多，最明显弊 病的有两点：一是，由于立案必须召集检察委员会，以至于一些必须马上立案以便采取侦查措施案件得不到及时立案， 贻误战机；二是，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及时获取证据，侦查人员不得不在立案前就采取有关的侦查措施，收集和固定证据，导致立案环节形同虚设。
立案时需要制作哪些和什么内容的文书，主要涉及到如 何理解立案文书的诉讼意义问题。笔者认为，立案文书，是记载立案依据、审批过程的书面文件。其法律意义在于表明某检察机关对某事件已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这类文书既不体现对犯罪嫌疑人所要采取的具体强制措施，也不需要向 其他个人、机关、组织进行传递。因此，通常情况下，立案 只需要制作《立案请示报告》。该报告包括应由办案人员写明的案由、立案材料来源、已发现的犯罪事实或认为存在的犯罪事实、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概况、立案的法律依据等和由批准人填写的审批意见。对重大、复杂案件还可以另制作《立案备查表》，以记载经检察委员会讨论立案的过程和结果。
笔者认为现行的《立案决定书》应当废除。理由有三： 第一，该文书是对《立案请示报告》文书的重复，没有制作的必要。前面已谈到，立案文书的意义在于记载某事件已作 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立案请示报告》完全可以记载立案 情况，无须再增加一份意义相同的文书。第二，该文书的标题使用不恰当。一则根据新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对出现法 定立案情形事件“应当立案”，而不象侦查终结和其他法律 监督中给出可选择的“决定”权，因此，该文书中的“决定”二字是否的恰当值得探讨；二则，立案是检察机关内部的文书，检察机关没有向其他个人、机关和组织传递的该项文书 的诉讼义务，而带有“书”字的法律文书的中“书”的含义指的是传递诉讼信息文件，由于立案文书无须传递，也就没 有必要称“书”；第三，该文书的内容不实用。一则，该文书必须填写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司法实践中在遇有未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案件立案时无法制作立案文书；二则，该文书是检察长签发，但实际工作中，由于立案不一定均由检察 长批准，且检察长也不可能对所有《立案决定书》均进行审查，这一签发手续往往是不真实的。
另外，由于立案被视为反映打击经济犯罪力度的指标， 一方面，立案时层层把关、手续繁杂，撤消案件则被视为立案不准，把关不严，致使一些经过侦查未能查明犯罪而应当撤销的案件不撤，造成了错案或其他影响检察机关威信的后 果发生；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初查”阶段已实际进行了大量侦查活动，但由于“初查”结果，没有犯罪事实或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而未能作为立案，致使司法实践中大量已经实际进行的侦查活动的工作量得不到客观的反映。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在贯彻和执行新刑诉法的过程中，需要对近十几年形成的经济罪案的立案观念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准确地把握立案的法律标准，正确地理解法定审查立案 材料的含义，简化立案手续，以便于正确地执行刑诉法，依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此文发表于《政法论从》１９９６．６期
四川省天然林保护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天然林保护条例
1999年1月29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3月27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天然林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天然林资源，防止水土流失，维护和改善长江、黄河上游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天然林是指未经人为措施而自然起源的原始林和天然次生林。
人工林中划为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等公益林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天然林保护、管理和资源利用等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天然林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加强对天然林保护工作的领导。
第五条 省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天然林保护的管理、监督工作。市（地、州）、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天然林保护的管理、监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做好天然林的保护管理工作。
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应加强对天然林资源的保护管理，具体落实管护措施。
第六条 天然林保护管理坚持保护天然林与培育人工林相结合；实行分类经营，合理利用；坚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第七条 在天然林保护管理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 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天然林保护规划，确定保护范围和保护目标，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九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根据天然林保护规划制定总体设计，报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国有森林经营单位根据天然林保护规划制定总体设计，报其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根据总体设计编制实施方案，报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应根据总体设计编制实施方案，报其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经批准的天然林保护规划、总体设计和实施方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经原审批机关审批。
第三章 保 护
第十二条 禁止对下列天然林进行采伐和从事可能导致天然林毁坏的活动：
（一）面积在100公顷以上集中连片的原始林；
（二）天然林保护规划确定禁止采伐的原始林；
（三）位于江河两岸及水库库周的天然林；
（四）位于山地灾害多发地带的天然林；
（五）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禁止采伐的天然林。
第十三条 禁止对天然林进行商品性采伐。
第十四条 禁止毁坏天然林开垦、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
第十五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大力发展薪炭林。鼓励天然林保护范围内的农村村民和城镇居民以电、煤等其他能源代替烧柴，改灶节柴；不具备条件的，可根据国家下达的采伐限额，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在确定的区域内采伐烧柴。
第十六条 鼓励天然林保护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木材替代品。其基本建设确需的自用材，应凭有关文件，根据国家下达的采伐限额，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核，逐级上报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在确定的区域内采伐。
第十七条 以保护、培育天然林为目的的抚育性采伐，经省林业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审批后，由森林经营单位按照批准的方案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勘查、开采矿藏和从事各项工程建设，确需征用、占用天然林林地的，应经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林地补偿、安置补助等费用，办理用地手续。
征用、占用天然林林地勘查、开采矿藏或从事各项工程建设确需采伐林木的，应办理采伐许可证，依法对林木所有者或者经营者的林木损失进行补偿，并在林业主管部门指定的地块植树造林，恢复植被，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在天然林保护范围的边沿设立天然林保护标牌。
新造幼林和其他必须封山育林的地方，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封山育林，设置封山育林标牌并公告。
禁止擅自移动或损坏天然林保护标牌和封山育林标牌。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需要和天然林管护情况划定保护责任区，督促保护管理单位制定保护措施，组织群众护林。
乡（镇）人民政府和森林经营单位建立的护林组织，在划定的保护责任区内组织巡护，制止破坏天然林资源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依法做好天然林火灾的预防、扑救工作。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负责组织天然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第四章 管理监督
第二十二条 天然林保护工作实行政府首长负责制，将天然林保护和天然林资源消长纳入目标管理。
上级人民政府应对下级人民政府天然林保护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天然林资源保护实行监察制度。
省林业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向有关市、地、州派驻天然林资源监察特派员，加强对天然林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对天然林资源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林业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天然林林地资源的管理，依法确认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维护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在天然林保护范围内采伐林木的，必须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实施低强度择伐，并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单位所需的自用材，由林业主管部门指定的采伐单位采伐。
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采伐行为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国家下达的各类采伐限额不得相互挪用、挤占。
第二十八条 在天然林保护范围内设立木材加工厂，必须经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依法办理登记注册手续。经批准设立的木材加工厂，允许加工依照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采伐的林木，以及从人工林采伐的林木和天然林保护范围外合法购进的木材。
第二十九条 运输木材必须依照《四川省木材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木材运输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森林经营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应根据天然林保护规划和总体设计组织营造生态公益林，有计划地更新改造低效林。
第三十一条 森林经营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可以按照天然林保护规划因地制宜地开展种植、养殖、森林旅游等多种经营活动。
第三十二条 天然林保护专项资金和依法设立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挤占，审计部门应定期进行审计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盗伐天然林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树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树木价值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滥伐天然林林木的，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树木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开垦、采石、采砂、采土和从事种植、养殖、森林旅游等活动，致使天然林受到损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可处毁坏树木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责令限期补办手续或退还所占用的林地，处以每平方米5至15元的罚款；造成林地破坏或其他实际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赔偿损失，限期恢复原状；可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已采伐林木的，以滥伐林木行为论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木材及其制品、加工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实施。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实施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行政处罚。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可以代行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 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国有森林经营单位的主管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林业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