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春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春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宜府办发〔2004〕6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
经市政府研究，现将《宜春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OO四年八月十九日
宜春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管理，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使我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纳入规范化轨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市属重点建设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市重点建设项目，是指符合我市中长期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生产布局总体要求，对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带动性、战略性的工业、农业、能源、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和关系到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公益性项目；是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市计划委员会下达的对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
第四条 宜春市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重点办）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在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提出年度市重点建设项目名单的初步意见；
（二）监督和检查市重点工程建设计划执行情况，协调解决建设中的问题；
（三）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市重点建设项目的选址、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参与项目前期工作和资金调度、竣工验收、竣工后评估等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对重点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四）负责管理并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监督、检查市重点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
（五）负责市计划主管部门委派的建设项目稽查特派员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六）编写重点工程综合情况月报和年度建设情况报告，及时反映工程建设情况；
（七）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在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提出本行业年度市重点建设项目名单的意见；
（二）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负责组建其直接管理的市重点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并对项目法人进行考评、监督；
（三）协同管理本行业市重点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并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执法；
（四）对本行业市重点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投资进行监督管理；
（五）参与本行业的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并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条 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根据重点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合理工期，负责抓好配套资金、征地拆迁、移民安置、外部配套条件的协调服务和情况跟踪等有关工作。
第二章 项目确定
第七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从通过国家、省或市批准的下列基本建设项目中确定：
（一）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大中型项目；
（二）能带动行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高科技项目；
（三）对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四）跨县（市、区）的重大项目；
（五）市政府确定的其他骨干项目。
第八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确定，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市行业主管部门、各县（市、区）计划主管部门应根据本部门、本地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可能，原则上于每年年底之前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提出列入市重点建设项目的书面申请，同时抄送市重点办；
（二）市重点办根据有关规定，提出年度市重点建设项目名单的初步意见，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
（三）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在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提出全市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需申请列入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由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向国家和省计划主管部门申报。
第九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分为在建项目和前期项目。在建项目是指已批准开工的项目；前期项目是指正进行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并力争在两年内开工的项目。跨年度在建市重点建设项目，原则上转为下一年度的市重点建设项目。
第十条 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市重点项目的，不得对外称“宜春市重点建设项目”，违者将追究其相关责任。
第三章 开工准备
第十一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建设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简化或者增加基本建设程序和审批环节。
第十二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工程质量、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和资产的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建设项目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应熟悉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具有管理大、中型建设项目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项目法人单位的内部组织机构、人员素质，必须满足工程管理和技术上的要求。
第十三条 项目法人要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按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规模和内容进行初步设计。初步设计文件完成后，项目法人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勘察设计单位应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和有关规范、标准进行施工图设计，并按照设计合同的约定及时交付设计文件。
第十四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的征地和拆迁，应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并由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对征地拆迁工作和经费实行总包干。涉及中央、省属、市属单位的拆迁物，由该拆迁物的产权单位负责拆迁，实行拆迁工作和经费总包干，并按期交付建设用地。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项目法人应依法办理征地手续。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应依法保证市重点建设项目的必需用地。
第十五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开工前，必须完成施工场地的“四通一平”工作（即供电、供水、运输、通讯和场地平整），做好施工准备工作，确保项目开工后能够连续施工。
第十六条 项目法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开工报告，并按规定报计划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工。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重点建设项目，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十七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开工前审计制度。审计部门应对项目资金来源是否符合规定，当年资金是否落实等内容进行审计。
第十八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招标投标制度。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的采购等招标投标工作，由项目法人按照国家和省招标投标的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市重点工程中标通知书由市重点办统一印制。
第十九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市重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应采取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两种方式。
第二十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招标以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在《宜春日报》上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在省级以上的报刊、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介上发布招标公告。市重点建设项目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的，招标人应向三个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发出投标邀请书，具体方案应经市政府批准或者市政府授权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具体审批程序为：
（一）招标人应提前十天以上向市重点办书面报送邀请招标申请；
（二）市重点办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批；
（三）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在三天内下达批复。
第二十一条 凡属市重点建设项目单项施工工程（包括土建、安装、装修等）单项估价5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下同）以上，材料、设备采购单项估价30万元人民币以上，勘察、设计、监理费估价20万元以上，均必须实行公开招标，标准以下由项目法人组织实施，报市重点办备案。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项目法人在开工前必须办理有关质量监督手续。
第二十三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经审批机关批准开工后，项目法人应根据项目的建设进度和实际情况，按合理工期编制项目总进度计划和年度计划，并抄报市重点办和行业主管部门。工程资金使用计划报市重点办审查提出意见后由财政部门办理资金核拔手续。
第二十四条 项目法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项目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对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建设投资、安全施工等负总责，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十五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开工后，项目法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在施工现场挂牌公示项目法人、勘察、设计、监理、施工、质量监督等单位的名称和责任人的姓名；
（二）向施工现场派驻熟悉建设项目施工管理业务人员，对工程质量和各参建单位进行监督；
（三）对工程的重要结构部位和隐蔽工程，及时组织阶段性验收。
第二十六条 项目法人应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建立调度信息和质量报告制度，按时向市重点办、市行业主管部门和市统计部门报送。
第二十七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各出资方应根据年度计划和出资合同，按照建设进度，确保资金到位。银行对其已承诺贷款的项目，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发放贷款。
第二十八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应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建设，不得擅自变更规模、标准和更改设计内容。由于特殊原因确需调整项目概算或者重大设计变更的，必须在项目法人报原设计审批单位批准后，方可实施。设计单位应当优化设计，提高设计质量，并向现场派驻代表，及时解决设计和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安排施工力量，健全质量和安全保证体系，提高施工工艺水平，搞好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严格履行合同，严禁转包和违法分包。
第三十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工程监理制度。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职责，向施工现场派驻足够具有相应执业资格的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对工程质量承担相应的责任。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认可，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有关材料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安装，项目法人不得拨付工程进度款，不得进行竣工验收。监理单位应当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分别进行检验并作出书面记录。
第三十一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必须建立健全质量报告制度，有关单位和工程质量负责人应当如实填写质量报告，并对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性负责。重点建设项目存在质量问题的，有关单位应及时向市重点办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市重点办等部门检举揭发重点建设项目存在的质量问题，经查证属实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二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工程合同管理制度。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材料采购和工程监理都要依法及时订立合同，明确对工程量、进度和投资的要求，并有履约担保和违约处罚条款，签约方按合同承担法律责任。电力、交通、邮电、供水等单位应优先保证市重点建设项目用电、物资运输、通信、用水等方面的需要。
第三十三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稽查制度。稽查的主要任务是对国家出资、融资的项目进行程序性稽查，对建设过程的主要环节和工程质量以及财务等主要方面进行监督检查，对违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并下达整改通知书，监督整改落实情况。稽查结果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项目存在重大问题的，报市人民政府。
第三十四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直接配套项目，应与市重点建设项目同步建设。为其提供建设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应保证按项目的建设进度拨付建设资金。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做好市重点建设项目的治安保卫工作和消防监督工作，依法打击阻挠和破坏重点建设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五章 工程验收
第三十六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竣工验收制度。项目建成后，必须按国家、省有关规定进行严格的竣工验收，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对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就交付使用的，将追究项目法人的责任，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竣工决算审计制度。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对于有财政资金投入的市重点建设项目，应当及时做好竣工财务决算的审查和审计。
第三十八条 施工和设备供应等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和期限负责保修。
第三十九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营，应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进行项目后评估。
第六章 奖 惩
第四十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实施优化设计、合理化建议或加强管理而节省投资，或在质量、工期和其他各项指标方面与国内同类项目相比属于领先水平的，有关部门应对作出较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奖励费用从工程投资中列支。
第四十一条 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工程质量领导人责任制度。市属项目的工程质量，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县（市、区）项目的工程质量，按照项目所属关系，分别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行政领导人负责。工程质量的行政领导负责人，项目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参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对项目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质量承担终身责任。
第四十二条 项目主管的地方政府、计划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市重点办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和行政领导责任的人员，视其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挪用、截留、挤占、克扣项目建设资金的；
（二）擅自简化或增加建设项目审批手续和审批环节的；
（三）对项目的建设资金、建设程序和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未能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四）建设项目未按规定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的；
（五）干预正当的招标投标活动的；
（六）对建设项目不及时进行监督检查的。
第四十三条 项目法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依法处罚，对负有直接责任和行政领导责任的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挪用、截留、挤占、克扣项目建设资金的；
（二）擅自开工建设的；
（三）项目应当公开招标而不进行公开招标，或未经批准擅自采用邀请招标的；
（四）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其他违反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行为的；
（五）不按规定实行监理制度的；
（六）擅自进行重大设计变更的；
（七）对工程造价、建设日期、材料和设备的选择与使用等提出不合理要求的；
（八）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
（九）项目未经竣工验收或经验收不合格而擅自使用的；
（十）项目应当进行审计而不接受审计的；
（十一）在工程质量上弄虚作假或隐瞒不报工程质量问题的；
（十二）编制虚假工程财务决算的。
第四十四条 咨询、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参建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依法处罚；市重点办可以取消该单位一年内参加重点建设项目投标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相应资质、执业资格或超越资质等级、执业资格等级从事咨询、勘察、设计、监理、施工业务的；
（二）伪造、买卖、租赁资质证书、执业资格证书或其他证照的；
（三）串通投标的；
（四）转包和违法分包咨询、勘察、设计、监理、施工业务的；
（五）提供的咨询评估报告、勘察资料或设计文件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监理单位、监理工程师对不合格的工程和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材料设备签字认可的；
（七）擅自变更设计文件的；
（八）在施工中偷工减料、弄虚做假的；
（九）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认可，擅自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或擅自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材料设备的；
（十）不按有关规定对存在质量问题的项目进行修复的；
（十一）不如实填写工程质量报告或隐瞒不报工程质量问题的。
第四十五条 材料和设备生产供应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依法处罚；市重点办可以取消该单位一年内参加市重点建设项目投标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串通投标的；
（二）生产、供应的材料和设备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三）不按有关规定对存在质量问题的材料和设备进行修复和更换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市区域内的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重点工程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规则、原则、程序——对法律原则的一个诠释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法律原则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法律的局限性。规则与原则的关系是严格规制与自由裁量的关系。我国应当采用规则与原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但同时也要在司法中对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时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程序控制，这是实现从立法中心到司法中心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严格规制；自由裁量；程序控制
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体系的灵魂，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取向。它是使法律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与规则保持连续、稳定和协调的保证，是法律的值理念与制度设计、实践操作之间的桥梁[1]，(pp.136-137)是立法、司法、守法的指导思想和立足点。时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各种新型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在使司法有效应对社会需求的过程中，法律原则的作用如何？它们与法律规则的关系又是什么？如何协调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如何规制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裁判时的自由裁量权？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论题。本文拟从法律模式理论入手对此作一个粗略的分析。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法律模式理论
（一）法律的局限性
就其根本功能来说，成文法不过是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它是对权利行使者不信任的物化形式。马克思曾言：“法律是肯定、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2] (p.71)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肯定性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确定性意义相同。法律的普遍性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法律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高度抽象而来，它舍弃了个别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而表现为同类社会关系的一般共性。换言之，法律一般只对社会关系作类的调整。第二，指法律适用对象的普遍性，它适用于一般的人和事，而非个别的人和事。法律的普遍性使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公平性成为可能。法律的确定性是指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们的一定行为模式固定化了，人们在行为之前即可预料法律对自己将要作出行为的评价，从而根据法律趋利避害地设计自己的行为；法律的确定性还要求法律不得朝令夕改。
法律的普遍性和确定性使法律成为一种无私无欲的客观尺度，藉此，人们获得了安全、效率等价值。但任何事务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法律在获得这些价值的同时，其局限性也暴露出来了，其表现主要有：第一，法律的不合目的性。法律的普遍性使法律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然而由于事务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适用于一般情况是正义的法律，适用于某些个别情况就可能是不公正的。第二，法律的不周延性。法律的确定性要求法律应提供尽可能多的规则，以使法律的调整面尽可能的大。然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立法者并非神灵，可以遇见未来的一切，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许许多多的缺漏和盲区。此外，法律一经制定，其实就已经落后了，因为其制定根据是其制定之时的社会背景，而立法往往是一项耗时长久的事情。
（二）法律局限性的应对：法律模式理论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人们在通过法律获得一系列价值之时，其局限性就已经产生了，那么，如何消解，如果无法消解的话，又如何缓解它呢？笔者以为，这其实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每一部法律都有着其价值追求。“价值，”马克思说：“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3] ， (p.406)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4] (p.139,326)
申言之，价值就是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一般认为，法律价值包括正义、安全、效率三种。不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法律价值的内容会有不同，实现法律价值的方式也会不同。而如何实现法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律模式的选择问题，亦即如何协调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法的模式是指法的简化或抽象化形式，是人们为了说明或解释法是什么或由什么元素构成而使用的概念。[5] (p.213) 在法的模式诸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奥斯丁的命令模式、哈特的规则模式、庞德的律令－技术－理想模式、德沃金的规则－原则－政策模式，以及我国学者张文显教授的规则－原则－概念模式，等等。其中，笔者较为赞同庞德的律令－技术－理想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法律就是一种秩序，包括了律令、技术和理想三种成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法官根据理想或以之为背景，以技术为手段对律令进行运用并对之加以发展。律令由规则、原则、确定概念的律令和建立标准的律令组成。规则是律令的最初形式，是以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法后果赋予一个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的法律命令。原则指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法律概念是指可以容纳各种情况的法律上的确定的范畴，当人们把这些情况放进这一范畴时，一系列规则、原则和标准就可以适用了。所谓标准，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尺度，只要不超出这一尺度，人们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就可以在法律上不负任何责任，例如使他人不致遭到损害的“适当注意”的标准。法律中的技术成分是两大法系的主要差别之所在，较之以律令，它同样是权威性的、重要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制定法仅为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关规则，并没有提供进行类推推理的基础，因而在适用法律时还必须依靠法院判例。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可以通过对制定法的类推推理来适用法律和处理案件。至于法律中的理想成分，是指公认的、权威性的法律理想，它反映了一定时间、一定地点条件下的社会秩序的理想图画，反映了法律秩序和社会控制目的的法律传统，以及解释和适用律令的背景，这一成分在新案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6] (pp.199-201)
庞德在其法律模式理论中，提出了法律规则以外的法律组成成分，尤其是他提出了原则这一法律成分，并探讨了原则作为推理的根本出发点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那么，在司法过程中，法律原则的作用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与其他法律成分相联系而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呢。下面笔者对此作一探讨。
二、规则与原则：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
（一）规则及其局限性
规则是直接赋予一类事实以明确法律效力的法律命令，它是一部法律的主干。本来，法官在司法时，只需要严格按照相应规则行事就可以了。然而，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语言表达的局限性等原因，导致如果完全依循规则时常会出现无规则可依或依现行规则裁判很不公平。因此，除了规则的确定性以外，我们必须承认规则的非确定性。承认这一点并不难，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协调二者。
人类对这一难题的探索自法律产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就致力于研究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统一的基础，探讨“杂多”中的“一”。[7] (pp.57-62) 而追求确定性几乎是20世纪以前人类认识论的目标。就法治而言，寻求确定性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离开了确定性，法治就失去了根基。但是，法的确定性又不能完全依赖于规则的确定性，法律规则体系无法完全保证法的确定性，这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在反思和借鉴前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现代法治国家都承认规则有着确定性的一面，同时又有着非确定性的一面。规则的非确定性意味着它的开放性。但如何开放，以及开放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如何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方法有很多，例如借助于法学家的学说、借助于判例（法）、借助于模糊概念、借助于法律原则，等等。
（二）原则的涵义
“原则”，在汉语、英语以及拉丁语中一般含有“根本规则”之意。在法学上，“原则”一词有两种用法，其一为价值宣示意义上的用法，其二为克服法律局限性工具意义上的用法。[8] (pp.11-12) 法律原则的根本属性有两个来源，一是其内容的根本性，另一是其效力的贯彻始终性。就其内容的根本性来说，它是规则的规则，是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至于“效力的贯彻始终性”，是就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的区分来说的。本文所讨论的原则兼有价值宣示和克服法律局限性之工具两种涵义。笔者以为，法律原则的含义应当从不同角度进行把握。
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原则形成于法官的司法活动和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其在“法律职业和公众当中不受限制地产生的适当性的思想意识”[9] 中缓慢地演进，最后为法律所确认。
第二，从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10] (p.71)它对法律规则、法律概念以及法律制度等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和规制作用。
第三，从内容上看，原则是“有关尊重和保障个人或由若干人组成的集团权利的一种政治决定”。[11] (p.62)
第四，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原则是用来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
第五，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原则是法官处理疑难案件时所适用的一项有约束力的标准，它对法官的裁决具有实质性影响。
简言之，法律原则是社会一般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的产物，是社会成员的共同的、根本的道德价值和道德标准的法律表现形式，它深深植根于一个道德共同体的“经久的社会舆论”（波斯纳语）和经济、政治和文化之中。
（三）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
严格规则主义风行于19世纪的欧洲大陆，它主张从司法过程中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当时的法典条款数目庞大，它们打算回答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 ，“试图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事情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办法，它的最终目的，是想有效地为法官提供一个完整的办案依据，以便使法官在审理任何案件时都能得心应手地引律据典”[12] (p.) 。根据立法技术的一般原理，法律规定的详略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法律所作规定越多、越详备，法律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小，反之，法律规定越简略，法律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19世纪欧陆诸法典的数目庞大的条款自然是严格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立法者试图从司法中排除人的因素，他们相信按照严谨的逻辑操作，法典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他们看来，“在这一封闭的法规体系中的起源和适用中承认人的创造性因素，是极不恰当的。”[13] (p.) 在这种严格规则主义的立法条件下，“大陆法系审判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外，他出席法庭仅是为解决各种争讼事实，从现存的法律规定中寻觅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并对从法律条款与事实的结合中会自动产生的解决办法赋予法律意义”。[14] (p.)
绝对严格规则主义之不合理性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其中，恩格斯的批判是比较经典的。他认为，在试图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并宣称自己是终极真理的体现从而不再有发展的可能等方面，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法典法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并无二致，完全有理由说，这种法典法是同时期的黑格尔类型的哲学在立法上的投影。而黑格尔的体系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其基本前提，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的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的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15] (p.64)
因此，如同黑格尔的体系最终要破产一样，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法典最终也注定要走向灭亡。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它其实就是人治。因此，寻求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之路便是合乎逻辑的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这方面的思想。首先，他批判了其师柏拉图的人治主张，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 [16] ，(p.171) 实行法治是因为法律没有感情，无所偏私，具有公正性，另外，法律也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其次，他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说，在哲学史上最早作了结合一般与个别的努力。他主张建立对客体进行概括的范畴来取代理念作为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说明。他的范畴论以个别具体事物为对象，并企图建立以一个范畴系统对具体事物的多方面存在作全面的逻辑规定。在他的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论述中，已经蕴含着严格规则主义的理论可能性。不过，亚里士多德并非无条件地主张严格规则主义，他并不认为存在什么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善，相反，“善本身只存在于个别的具体的善中”[17]， (p.199) 所以，“完全按照成文法统治的政体不会是最优良的政体，，所以还得让个人根据理智进行审裁处理国家事务，包括对法律的修改和补充”[18]。 (p.53)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了自由裁量主义成立的理论可能性。他基于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结合提出了衡平法的主张，认为在司法时，如果法律规则的一般性和刚性在个别案件中导致非正义，可用衡平法的方法加以解决。后世各种协调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学说无不是以亚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为基础的。
（四）原则的功能——以规则与原则的关系为中心
在探究原则的功能之前，我们先对原则与规则的关系进行探讨。
原则是规则的灵魂，是规则的根本出发点，它为规则规定了适用的目的和方向以及应考虑的相关因素；而规则就是原则的具体化、形式化和外在化[19]， (p.441) 其适用就是为了实现法律所载定的价值目标。作为规则集合束的原则，在结构上具有开放性，其内涵模糊、外延宽泛，因之，它可以有效地弥补规则的相对封闭性之缺陷，堵塞规则之网上的疏漏。此外，一般来说，规则与原则具有共同的道德理由，体现着相同的价值。不过，二者承载的价值是有所不同的，规则主要是满足法律的合法性要求，而原则则在于保证整个法律的合目的性的底线。所以，规则体现着法的形式价值，而原则体现着法的实质价值。在哲学意义上，二者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是“手段——目的”的关系。
从上述原则与规则的关系入手，从二者在司法过程中相互支撑、相互证成的事实来看，原则具有以下功能：
1. 弥补成文规则之不足。成文规则在内容上的具体性和特定性以及在结构上的相对封闭性决定了其在适用事项上的狭窄性和适用方式上的僵硬性，而原则在内容上的模糊性和结构上的相对开放性以及在适用事项上的广延性恰恰可以弥补规则的上述不足，强化其对社会生活的调控能力。因此，当规则无法应对社会生活的挑战时，“隐居幕后的法律原则便走到了前台”[20]。
2.在疑难案件中，如果无规则可以适用时，原则可以代替规则作为法官直接作出判决的依据。法官不得以没有法律规定而拒绝裁判，所以，在规则缺失的情况下，法官可以而且应该以合目的性和合理性的精神，从原则中推导出派生的规则，以此来否定或证成某种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
3.协调规则之间的冲突。当两个规则适用于同一案件所导致的判决结果不一致时，规则之间的冲突便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在疑难案件中，规则之间的冲突更是经常发生。这时，只有作为“规则之衡平器”的原则才能告诉法官应当采行哪条规则、又抛弃哪条规则。在此，原则发挥了其协调、消解规则冲突的功能。
4.指导规则的运作。由于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倾向”[21]， (p.72) 故而法律原则为规则框定了伸展的范围，规定了发展的方向，这样，原则就可以防止规则运行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
5.防止规则的无限衍生，保持法律简洁。原则是规则之规则，是一群规则束。因此，它一方面可以弥补规则之网上的漏洞，另一方面又可以有效地防止规则的无限繁殖和衍生。故尔，在司法过程中，规则与原则的交替适用不但可以合理地照顾到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而且还可以使法律具有简洁明快的风格，并永葆其旺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使其紧扣社会发展的脉搏而与时俱进。由此也引申出原则的第6项功能。
6.使法律和社会发展相合拍，进而变革和发展法律。由上文可知，在“法即规则”的严格规则主义下，由于规则的诸多缺陷，法律会同社会发展之间出现相互脱节的现象。因此，将原则引入法律体系中，是克服规则论的局限性和弥合法律与社会需要变化之间之缺口的良方。在此情形下，原则实际上代替规则为当事人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这时的原则已具有了规则创生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创生规则，原则还起到了变革社会现实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整个一部罗马法的发展史表明，新的原则不断被发现和承认的过程往往就是法律关系主体逐渐普遍化及主体的权利内容不断拓展的过程。
以上我们从法律模式理论出发，分析了一般法律原则的含义、其与规则的区别和关联以及其功能。以下我们接着探讨司法过程中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裁判时的程序控制问题。
三、法律原则运作上的程序控制
上已述及，法律原则天然地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法官依照它们来判案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法治却要求整个法制系统的运行具有较高程度的确定性和正当性。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可以有很多，如提高立法技术、遵循先例、对法官的裁判过程进行严密的程序控制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笔者以为，莫过于实行严格的程序控制。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正如道格拉斯所说：“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区别。”无论法律是否认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在具有“原则”的法律模式中尤为明显。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为民事实体法的有效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明确授权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程序的保障下，一方面使民事实体法在民事诉讼法开放的前提下实现了实施结果上的确定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法律系统结构上的开放性与法律后果确定性的一致；另一方面，又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致转化为法官的任性，从而克服了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之间的矛盾。下面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详述。
（一）程序本位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现在关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关系，我国通说认为是应当二者并重。然而如何判断某个司法决定是不是符合实体正义并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认为实体正义应与程序正义并重，其一个隐含前提是实体正义是有客观标准的，进一步说来就是，实体法已就每个案件事前规定了唯一正确答案，法官具有理想人格和理想的司法技能，其有能力通过司法过程来找到实体法预设的唯一正确答案。而这些前提、假设是早已被学者们所批评了的。因此，笔者以为，所谓的“客观答案”，其实只是人们的一种“共识”而已，而如何能够达成这种“共识”呢？笔者认为，除了程序以外别无其他。因此，我们应当坚持程序本位。“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世俗化。那么自然法的光圈褪色是不足为奇的，在当代西方社会，自然的法则（laws of nature）取代了自然法（natural law），而程序是发现自然法则并使之成为有权威的共识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说，自然法体系的瓦解所留下来的法律正统性的缺陷正是由程序来补偿的。因此，如果说在西方，自然法的失坠是由程序法来代偿的话，那么在中国，自然法的空白亦必须由程序法来填补。”[22] (pp.72-73) 正统性，在现代西方法学界的含义是，对于法律的妥当性、约束力及其基础价值的普遍确信。笔者在这里也取这一含义。德国法学家卢曼认为，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对于特定的决定内容达成事实上的合意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正统性概念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使依存于内容的安定性的损失由大量的程序的分化和再组合去重新获得[23] (pp.76-77) 。简言之，卢曼认为共识只有在人们的相互沟通过程中才能获得。笔者深为赞赏这一观点。
法律程序，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法律程序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实体保障。基于正当程序，实体法设立的目的可以得到良好地实现。第二，吸收不满。裁判不可能做到皆大欢喜，因而需要吸收部分甚至全体当事人的不满，程序如果满足了正当程序的要件，就可以使裁判为当事人所接受。第三，排除恣意。程序的对立物是恣意，分化和独立是其灵魂，程序通过角色分配而使参与程序的各角色相互制衡，法官的恣意自然就得到排除。第四，优化选择。程序对各种主张和可能性进行过滤，找出最适当的判断和最佳的决定方案。第五，实现变革。通过程序进行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组现行法律体系的结构，实现重新制度化，至少使变法的必要性更容易被人们发现[24] (p.36) 。
